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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使得我在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毛派愤青急剧转变为一个自由派愤青。毛泽东以往在我心目中类似神一样的地位，仿佛在瞬间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奇怪，从小被灌输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尽管电视上、广播里成天被采访的“群众”纷纷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公开场合，人们只是被镇压的利斧吓得不敢说真话罢了。在私下场合里，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有一个对镇压说好的。有一些工人则编出一些顺口溜来嘲笑官方：“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还比如：“初级阶段是个筐，出了问题往里装。”这些顺口溜都是来家里串门的工人师傅说给我们的。工人们对邓小平的称呼，则变成了带有明显贬义的“邓小个子”（「注」东北人喜欢用人长相的一些缺点来作为外号，表示对该人的贬义，如吴大舌头、王大嘴等）。工人们对赵紫阳被免职也甚为不满，都说邓小平不是东西，“刚把胡耀邦免下去了，又把赵紫阳免下去了，弄了个江泽民，谁知道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新学期开学以后，太谷中学开始秋后算帐，清查参加过游行的学生。本来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随着党政分开的贯彻，学校和企业的政工人员已经开始不怎么吃香了，此时来了机会，马上就显得非常积极。学校领导召开学生大会，动员参加过运动、写过反标的学生出来自首，同时搞无记名投票互相揭发。在会上，当时的学校某某书记说，在一些饭菜票上发现了“打倒李鹏”之类的反动标语，并且威胁学生们这事情已经来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不自首被侦破了，就要判刑。虽然心里的确为贴在山西农业大学的那几张漫画感到有点怕，但我没有在饭菜票上写反标，在学校里也只是议论一下罢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想到这里我就没有自首，也没有被人揭发。实际上，那一次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全校既没有一个人自首，也没有一个人被揭发出来。老师们在组织学生们互相揭发时，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态度。
某某书记在当时的表现，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反感。那次大会上，他声色俱厉，仿佛底下的学生人人有罪。本来太谷中学没有发生群体性的示威事件，但这人偏偏要小题大做，自称太谷中学是“动乱的重灾区”。他面对的是一群十六七岁、还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这种风浪应当去保护他们，结果他反而鼓动自首和互相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人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是难以理解。
后来，某某书记又打算培养我们对“党”的感情，搞起了“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全校十八个班完全停课政治学习一个月，连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不能幸免。在政治学习时，某某书记亲自上马，大谈美国民主的虚伪。他说道：“你们知道美国总统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吗？四十万美元！当总统一年能赚这么多！再贪污上一点，那就是百万富翁……你们看毛主席，一个月才五百多块工资……”这就是这位书记的政治水平。
在政治学习结束以后，又搞歌咏比赛。全校十八个班只准唱三首歌：《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轮流唱，反复唱十八次，还竟然要评名次。我当时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着，真觉得无比荒唐可笑。一边唱，一边诅咒：“唱吧，唱吧，看你还能蹦达几天。”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六、城市户口
一九八五年，我的母亲从太谷线材厂调到太谷灯具厂工作。太谷灯具厂的产品主要是台灯、吸顶灯、壁灯等，再有就是过年挂的那种灯笼。太谷灯具厂作为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集体企业，当时产品质量不是太过关。我上高中时家里用的台灯就是母亲从厂门市部买回来的，经常出现因为接触不良而不亮的情况。在我用手去修理时，因为灯具漏电，我被电击过好几次。其中一次我手里还拿着把螺丝刀，过电流时全身发麻，螺丝刀被甩出去好远，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我母亲到灯具厂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以后，觉得一个月几十块的工资实在是不够家里用，于是开始搞清理废铁丝的副业，一直干到一九八六年底，赚了三万元钱。当时母亲就想，三万元够了，将来孩子们成家时给儿子一万，给女儿一万，他们自己留一万养老。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机会学习知识，痛感没有知识的苦恼，因此他们对我和姐姐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们总是说，自己一辈子没办法学文化，将来子孙们一定要摆脱无知的、被人愚弄的命运。姐姐和我前后考上了高中之后，母亲单位也不景气，经常发不出工资。母亲也就不怎么想上班了，办了个停薪留职，全心全意留在家里供我和姐姐读书。
我的姐姐心理素质不太好，平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总是考试时发挥失常。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姐姐落榜了。母亲在犹豫了两个月以后，还是决定尊重我姐姐的意见，没有让姐姐接我父亲的班，而是让她复读，等第二年再考。
由于我姐姐出生时母亲还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姐姐也成了农村户口。后来我和我母亲分别以不同方式转成城市户口以后，全家只剩下我姐姐一个人是农村户口了。那时“户口”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负担很重。我母亲担心她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会影响她第二年的高考成绩，二是万一考不上大学想接我父亲的班到铁Z局的话，没有城市户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亲决心为姐姐解决户口问题。
当时我的叔叔恰好在内蒙古呼盟任农业局长，也算是地方上有点面子的领导干部，因此我母亲就请他帮忙解决姐姐户口问题。当然，迁户口、转户口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叔叔动动嘴皮子就能办成的。必须先到河南农村把姐姐的户口转到呼盟，再在呼盟办理农转非手续，再从呼盟迁移到太谷县。中间关节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但母亲为了姐姐，也顾不了辛苦。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太谷。为了让姐姐也成为城里人，母亲前前后后花掉了将近一万元，相当于那时她十年的工资。
母亲办理姐姐户口时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那天母亲在北京站转车时车站突然戒严了，地上还铺了红地毯。母亲当时心想，肯定是哪国的贵宾来了。后来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是朝鲜的金日成看到东欧发生天翻地覆的剧变，坐不住了，跑到中国来寻找对策的。
家里的三万元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和办理姐姐户口以后，所剩已经不多了，于是母亲就琢磨着再干点小买卖挣点钱。当时，湖南有一个生产塑料走马灯的工厂，曾经与太谷灯具厂有过业务往来，我母亲就到人家厂里批发一些塑料走马灯，到太原市场上去卖，赚个辛苦钱。这种走马灯人们一般只是过年时候才买，因此那时侯每到过年，母亲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个商场送货。自己也没有货车，经常扛着几个大箱子挤公汽，有时候扛着箱子一走就是好几公里，挨个商店送货。冬天太原市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后地上总是结了很厚的冰，碰到这种天气母亲就拿绳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着走省点劲。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七、向右转，向左转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动让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让我从一个狂热的毛派愤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自由派愤青。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听“美国之音”和“BBC”的新闻广播。当时官方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些电台，多数时候几乎完全不能听清楚里面究竟说什么。于是，我转而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当时苏联跟中国刚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于中共的消息。但是苏联当时进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们的广播内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着苏联的政治进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苏联改革要是成功了，那么就会对中国产生很有力的影响。
当时正在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太谷县是一个小县城，特别是学校里报刊种类非常少，因此我经常到太谷县图书馆去浏览报纸。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