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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卫士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的注意力都在那匹受惊的马身上，没注意拿拐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侥幸逃脱。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顿老四
一九四四年的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因而不再象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相毕露、趾高气扬了。据没有跟着父亲一起撤退的熟人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时没有打扰老百姓，都露宿在大街上，很多老百姓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才知道日本人占领漯河的；日本兵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此时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愿意充当汉奸，跟鬼子合作。
祖父在抗战期间经常外出公干，在家的机会少而又少。祖母这个人喜欢繁华市面，在祖父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很不适应，又怀念起漯河来。这时，漯河虽然已经沦陷，但听说日本人在那里不但没有烧杀抢掠，而且还向饥民散发军粮，局势反而显得比较安定。于是，祖母又带着几个孩子回到漯河。不过，这次没有住到漯河城里，而是住到离漯河十七、八里的顿家庄。
顿家庄全村都姓顿，庄里最大的地主叫顿老四。顿老四当时大约二十七八岁，长的非常清秀，是个读书人，但没有在官场担任什么职务。顿老四这个人很有志向，非常爱国，自己掏钱办了一所学校，亲自担任教员；此外，顿老四还聘请了两位老先生，免费教学生读书。时值战乱，学校也没有条件分班，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班里，年龄不同的学生就看不同的教材，别的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孩子们就自习。附近的村民无论贫富，只要哪家愿意让孩子上学的，顿老四都热烈欢迎。有些家长没有见识，对孩子读书三心二意，只想让孩子认两个字就辍学挣钱养家，顿老四就上门跟人家宣传读书的好处。我们家住在顿家庄期间，我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在顿老四的学校里念书。顿家庄虽处于沦陷区，但顿老四仍旧教学生们爱国操守，还自编了一首爱国歌《殛待国人奋臂起》给学生们唱。那首歌的歌词音调我父亲至今还记得：
袖珍国，英吉利，开疆拓土千万里；小日本，弹丸地，二十世纪尚崛起；更何况我大中华，殛待国人奋臂起！
顿老四每次在领学生唱这首歌时，感情激动，眼里总是闪烁着泪花。我父亲当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也能够感觉得出来顿老四这个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操。六十年以后，当我父亲临终前在病床上向我讲起顿老四这一段往事时，一向很少流泪的他竟然禁不住双眼热泪长流。
当时顿老四的学校里还有两位受聘的先生，其中有一位也是顿家庄的，顿老四按照辈分称呼他为大伯。顿大伯五十多岁了，是个老式读书人，毛笔字写得特别好。当时纸缺，顿大伯为了节约纸张给孩子们练字，就发明了一种办法：先到河里挖一些胶泥砸成方块，写字时第一遍用毛笔蘸着胶泥写。胶泥颜色浅，用完后还可以再用墨汁写第二遍。顿大伯教学生写毛笔字时，总是摇头晃脑地说：“写会飛、鳳、家，走遍天下人人夸。”当时还是用繁体字，飛、鳳、家这三个字结构比较难把握，顿大伯的意思是等学生掌握了这几个字的结构，毛笔字也就练得差不多了。当时顿大伯批改作业，总是分“超、上、中、下”四个等级，我二姑小楷写的特别好，顿大伯批改作业时，觉得二姑的毛笔字已经好得没法批改了，就发明了一个新等级：“特”。
学校的另一位先生是外面请来的，姓常，当时也五十多岁了。常先生脸膛红红的，非常有民族气节。一次上课时，常先生挨个问学生们长大以后的志向。其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站起来说自己长大以后想“当汉奸”。常先生一听，本来脸就红，此时更是气得变成紫色，找了一根棍子狠狠打那个想当汉奸的学生，连棍子都打折了。后来那个学生家长还跑来闹了一阵，又被常先生一顿臭骂。
顿家庄离漯河很近，所以日本兵也经常去。日本兵去的几次都是去要马料，当场把马喂完以后，道个谢就走了，没有祸害老百姓。有一些胆大的小孩就围上去看热闹，日本兵有时还掏出一些小饼干给孩子们吃。我父亲他们几个因为是国民政府官员子女，害怕离日本兵近了暴露身份惹祸，看到这种情况就躲得远远的。
日本人占领漯河以后，就轮到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了。国民党的飞机全是美国援助的，比日本人的双翅膀飞机先进的多：银白色单翼双引擎，有时还有四个引擎的。老百姓不懂，就叫这种飞机是“三头飞机”或“五头飞机”。日本人进漯河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从来没有掌握过制空权。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一、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在经历了八年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一天。当时，我的父亲随着祖母住在漯河，当地日本驻军投降仪式就在漯河一个操场内进行。那天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选出一部分参加投降仪式的军人，乘坐十多辆军用汽车来操场参加投降仪式。抵达后，日本兵在操场里列队，等待受降的国民政府代表。日本投降是一件大事，因此我的父亲和很多同学也列队参加了这个仪式。
国民政府方面派出的受降代表是一个将官，大约四、五十岁年纪，衣着鲜亮，还戴着一副雪白的手套。本来，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但愣是被这个国民党将军办成了丢人事。当时这个将军本来也想在鬼子面前抖一抖威风，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受降。大概是这位将军平时养尊处优惯了，四体不勤，骑着马刚一进场，马走的好好的也没有惊，他竟然莫名其妙地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疼得呲牙咧嘴，再也起不来了。随从的士兵见状，连忙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起来。
那些列队等待投降的日军降卒见到这种情景，虽然不敢放肆地哈哈大笑，但我父亲从眼神里看出他们对此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当然，武器还是要交的，于是日本军官们按着军衔高低，依次走到受降检阅台交出了指挥刀。而士兵就好办，把枪支成一个架子，挨个往上搁就是了；那些日本汽车兵则走下车来，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往车上一坐，就算接收了汽车。就这样，本来应当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投降仪式，就因为那个国民党受降代表的笨拙表演而丢人现眼地草草收场。
父亲的老家确山民风强悍，历来出强盗悍匪。父亲村子里有一位族兄国××，是个有意思的人物。日本人占领确山期间，他靠劫路为生，一天就在鬼子据点附近劫了一个生意人。那生意人跑到日本人那里告状，日本人派了两个骑马的宪兵来抓他。国××拿了财物正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听到后面马蹄响，还有日本人用生硬的汉语喊：“站住！” 国××扭头一看，知道坏了，撒开腿就跑。正在跑着，前面出现了一个大约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大沟。俗话说，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国××横下一条心纵身一跃，居然从沟上跳了过去。骑马的日本宪兵赶到时，那两匹马却怎么也跳不过去，于是国××算是拣回了一条命。后来，国××又故地重游，看着又宽又深的沟壑，怎么也不敢跳了。
一九四五年夏末日本投降以后的一天傍晚，确山县老家王岗村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当地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王岗村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我父亲的那位靠劫路为生的族兄国××，带了几个人走上前去，用一根绳子把他勒死了，然后拿走了他的那枝三八大盖步枪，扒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并把尸体扔到了地头的一个枯井中。据这位族兄国××后来说，那个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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