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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小伙子在遭到母亲的拒绝后，仍然不死心，依旧天天来帮母亲干活，软磨硬泡，期待我的母亲回心转意，但遭到了她一次次的拒绝。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工地上。很快单位领导发现了苗头，为了防止出事，赶紧把那个学习班搬到别处去了。小伙子临走的那一天来向母亲告别，母亲没敢让他进屋，两人就站在门口，他抱了抱我的姐姐，在把姐姐交给母亲的时候，轻轻碰了一下母亲的手，跟母亲道了一声珍重就走了。这就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母亲抱着姐姐，一直目送他们的汽车到看不见，眼泪夺眶而出。后来还不到一个月，那个小伙子就自己调离了铁Z局，我的母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六、彻底的无产者
因为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奴隶的子女自然也是奴隶，所以我的姐姐也是农村户口。当时，我父亲由于是在“艰苦地区”，地区补贴拿得比较多，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大约是不到六十块，按当时标准来说已经不算低了。但父亲所在的铁Z局是流动单位，而且父亲经常被抽调搞工农兵文艺汇演，需要外出吃饭，无形中多了很多开销；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强行扭送回农村，父亲帮她安家欠了三百元外债，每月都需要还债；祖母回到郑州以后，花钱依旧大手大脚，经常请人帮着写信要钱，还时不时地发来电报，谎称自己“病危”，实际也是要钱。我父亲孝顺，一接到电报就六神无主、长吁短叹，赶紧跑回郑州去，这么折腾着，也花掉不少钱。此时，家里又添了母亲和姐姐这两张吃“高价粮”的嘴，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求生，我的母亲只好背着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红薯，或者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运气不好时，曾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但我的母亲为了这个女儿，自己豁出去了，爱游街就游街，爱斗争就斗争；不过，有时运气好，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
离父母所在的工地十来里地有一座山，山上农民种了一片红薯地。红薯收割完毕以后，我母亲就拿了一把铁锹，背着我姐姐上山挖红薯，每天挖不到几个。由于山高路远，我母亲每天爬山走路，腿都肿起来了。那天我母亲背着姐姐一瘸一拐地刨红薯时，正好有几个农民在犁地。我姐姐当时在母亲背上睡着了，母亲低下头刨一下，姐姐的头就顿一下。那几个农民见状，也觉得可怜，说道：“娃儿呀，俺们可真没想到你们当工人的还这么困难，你那么刨，刨一天也刨不到几个红薯，这样，你跟在我们后面，翻出来的红薯你就捡着。”母亲一听，就跟在人家后面，一天居然捡了几十斤烂红薯，背了十来里地回家，还挺高兴。
当时，我祖母住在郑州黄河路一个大杂院内，大杂院有一片空地。一九六九年，有一家人来到那片空地上，用高粱杆搭了一个窝棚住下了。那家夫妻俩都是老实人，有四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小凤。小凤家本来是郑州市民，但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过活，日子本来就挺难。就这么一家人，也没招谁惹谁，文革初期竟被红卫兵当作“社会寄生虫”强行遣送到中牟县农村。他们家在中牟县举目无亲，根本混不下去，等风声一松就又回到郑州。回来后发现，原来的破房子却已经被人给占了，因为怕惊动红卫兵也不敢强行要回来，就流落到祖母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搭了个高粱杆窝棚。全家六七口人都睡在高粱杆上，寒来暑去一晃就是十多年，艰辛度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全家就在街上摆摊卖烤红薯。到了一九九○年我父母送祖母回郑州时，发现他们家居然已经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小凤家的人热情地邀请我父母到他们窗明几净新居做客，回忆起那些艰辛岁月仍然是唏嘘不已。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潼关铁路修完，铁Z局又流动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怀来、幽州一带，从事丰沙线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注」丰沙线是连接北京丰台——河北沙城的铁路，该线于一九五四年建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运营。其复线工程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竣工运营）。当时正直“九大”前后，单位提出的口号是“要洞不要命”，禁止职工带家属到工地。于是，我的母亲又不得不跟祖母住了一段时间，又遭到祖母百般虐待。后来我母亲回到滑县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郑州时因为带的东西少了，祖母又是骂骂咧咧，甚至连我外婆都骂上了。我母亲一听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头一次跟祖母顶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俺嫁给你们姓国的家，倒霉俺认了，可俺娘没惹过你，你凭什么骂俺娘？”我母亲自从嫁给父亲以后一直逆来顺受，今日居然敢跟祖母顶嘴，祖母马上就怒不可遏，把母亲从家里赶了出来，连锅都扔出来了。我母亲也被祖母气得不得了，发誓再也不进这个门，就拎着锅，背起我年幼的姐姐上北京找我父亲。由于是被赶走的，走时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好在那时人心尚善良，因此母亲上了火车，跟乘务员讲了情况后，乘务员不但没有把她母女赶下火车，反而还让她们到乘务员休息室坐着。到了北京站，我的母亲找不到去丰沙线的火车，（「注」当时去丰沙线要到永定门火车站上车）就把我的姐姐放在长椅上，自己去打探路。等到打探清楚回来，发现那里围了一群人。我的母亲一想，坏了，孩子肯定出事了，于是扒开人群走上前去，发现我的姐姐发起了高烧，已经在抽搐了。这里举目无亲，此时又碰到这种事情，我的母亲顿时急得大哭起来。此时，一个解放军走上前来，说，快送孩子去医院呀。母亲哭着说，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那个解放军说，那我陪你去。这时，一个在火车站前蹬三轮车的大爷也上前来说，快走，我送你们。就这样，在这两个素不相识人的帮助下，把我姐姐送到医院。路上，那蹬三轮的大爷一边拼命往前蹬一边还不住地劝我的母亲说：“闺女，别着急，我快点蹬，几分钟就到了！”到了医院一量体温，已经四十二度了，亏得来得早，否则肯定没命了。不凑巧，还碰上一个差劲的护士，没做皮试就给我姐姐打了青霉素。后来那个护士意识到了，但又不吭气，站在那里看着姐姐不敢走。也算我姐姐命大，打青霉素恰好不过敏。那解放军替我的母亲交了医药费后要走，我的母亲连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一声：“就叫我解放军好了”就走了；而那位蹬三轮的大爷一直守侯在医院，还给我的姐姐买来了罐头，等姐姐退烧之后，他又骑着三轮车送他们母女俩到永定门车站，为她俩买了一张票。
多年以后，当我的母亲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还是对那个救了他们母女的那位解放军战士和蹬三轮车的老大爷心存感激，总是怀念起那些素不相识、给了她那样热心帮助的善良的老北京人，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此事如果发生在现在，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现在这个社会，人心确实变坏了许多。
母亲到了丰沙没几天，祖母在家里想到这个没工作的小媳妇居然敢跟自己顶嘴，越想越气，干脆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跑到丰沙工地来兴师问罪了。一进工棚就大吵大闹，声音特别高。我母亲早已对祖母这个人深恶痛绝，此时听到她的吵闹声更是无法忍受，跑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想着无论怎么自己跑都躲不过这个恶魔的手掌心，于是又一次想到了死。时值一九七一年夏天，永定河上游水库正在放水，河道里急流澎湃，母亲心一横，纵身跳了下去。
此时正是白天，母亲投河时很多人看见了，很多工人跳下了河，捞起了已经被水呛昏的母亲。当时单位里还有军管会，军管会领导闻听此事的前因后果之后勃然大怒，下令把祖母给绑了起来，并勒令她当天就要滚出工地。祖母一向欺软怕硬，看到军管会如此厉害，只得乖乖走了。此后不久她就去了东北我叔叔那里，母亲这才算从祖母的手中解脱了出来。但那一次我的母亲受了刺激，一度有些精神分裂，养了很久才恢复过来，但还是落下了偏头痛和神经衰弱的后遗症。直到我小时侯，还经常看到母亲头痛难忍时用头撞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个从河北到母亲所在的太谷线材厂买铁丝的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