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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劳改农场的最初两年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一度相当沮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时间长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于是他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么一对比，父亲的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刑事犯转移后看管得松了，获得一些自由以后，我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豫剧团，在里面拉二胡，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即便是身在劳改营里，他们这些“洋劳改”还是被当作干部来看待。假如哪个“洋劳改”在里面犯了错误，管教干部找他们谈心时都是这样批评教育他们：“你作为一名干部，怎么能这样做呢？将来回去了，这样也是要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很多“洋劳改”还满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一贯进步”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还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
前某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进步”的人。陈部长三十多岁，英俊倜傥，文化程度也高，原本也算春风得意。当时，有一位在机关里工作的女干部，是上级老领导进城后新找的老婆，也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跟那个年长自己二、三十岁的老男人自然没有共同语言。这位女干部想入党，就经常跟陈部长谈心。干柴遇到烈火，陈部长帮助人家进步，结果自己没把握好，帮着帮着就帮到床上去了，东窗事发后栽了大跟头，当上了“洋劳改”。陈部长进了劳改营以后，对自己以前一时冲动懊悔不已，改造特别积极，每天找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一贯说进步话，办进步事。
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陈部长进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统，有时间开玩笑，却不主动政治学习，这样怎么能够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呢？”接着又教育那华侨：“我早就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地进行改造，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我劝你要悬崖勒马啊！”陈部长这一番进步话，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我父亲对陈部长这个人早就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于是忍不住从床上翻身起来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还是组织部长？你得明白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洋劳改’！”正在像大领导那样训话的陈部长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会遭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小伙子的这番奚落，顿时愣在那里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特别荒唐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这种希望中国迅速摆脱贫困落后局面的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在一个刚刚进行过“反右”运动、全国搞成“一言堂”的国家里，这种激情却变成了一种拔苗助长、得不偿失的时代悲剧。
土改之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原本以为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了，很是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上面又强制农民加入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规模越搞越大。到了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照搬了苏联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的做法，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大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我父亲就亲耳听到很多农民抱怨说：好容易土改分到了田地，屁股都还没焐热就要收走了。因此在“入社”过程中，和苏联“集体化”时期一样，农民大量宰杀牲畜，造成了一次生产力的大破坏。此外，在人民公社化大刮“共产风”的过程中，农民的自留地等全部被没收了，断掉了农民最后的依靠。不仅是生产资料，连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产”了，口号是“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剥夺自由，剥夺财产，剥夺一切，这就是中国随后发生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的根源。
大跃进初期，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还搞过一阵子跟风跃进。由于劳动任务异常繁重，导致父亲在劳动中肩胛骨被压断，左腿膝关节以下神经麻痹。我小的时候，看到父亲肩膀一高一低，心里好奇问怎么回事，父亲就回答说小时侯挑水压的。后来大了才知道，那时“大跃进”给父亲留下的纪念。当时农场没有医生，只有一名由刑事劳改犯人充当的不脱产的卫生员。父亲受伤以后，不但没有得到治疗，反而因不劳动而减去一半伙食。一面是伤痛，一面是饥饿，使得父亲产生了逃跑的念头。于是，父亲在伤势好转一些以后与一位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干部曹××二人密谋后逃回开封，当天就被抓回劳改营。为表示惩戒，劳改营采取了特别措施：白天上工时有武装看守，晚上睡觉时就给二人戴上手铐，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到了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刑事劳改犯转移完毕，父亲服刑的农场已经几乎是清一色的是在政治上受到过打击的，管教干部也换了。因此，即便有那么几个积极分子上窜下跳，但曲高和寡，政治气氛仍然不浓。再加上新来的管教干部比较开明，也就不再跟风跃进。于是，这些“洋劳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比较从容地观察、亲历了“大跃进”当中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的父亲和前宜阳县长张×（「注」张×在农场中和父亲睡上下铺，父亲记忆中他是洛阳地区宜阳县原县长，老共产党员，当地游击队领导人之一，因主张实行“党内民主”而遭殃）一起到农场附近“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慰问演出，唱进步戏。当时他们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得意洋洋的村干部向父亲他们几个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雪白的奶子随着举起的手臂晃动着。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拉着张县长的胳膊小声说：“快走吧！”这时，他才发现张县长眼中竟闪烁着泪花，脸上流露出一种极度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到了晚上，父亲他们开始唱“进步戏”。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了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我的父亲坐在台上，看到民兵手持带着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则在中间跌跌撞撞地走着，场面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那时还到处宣传毛泽东所提倡的丰产经验——深翻土地。我的父亲在农场附近看到当地农民深翻土地时，竟然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区都位于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