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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上半年上边来了个政策，职工误餐费从原来的每月一百五十元上调到三百元。但是行里领导把这个政策变成了：行长、副行长级上浮四百五十元，正处级上浮四百元，副处级上浮三百五十元，正科级上浮二百元，副科级上浮一百元，一般职工上浮五十元。看了这个分配方案，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骂道：难道他们当官的比一般职工多长了几个胃，需要这么多误餐费？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回答说，那当然了，他们吃的多，拉屎放屁也多。没见那么多“改革新举措”出笼吗？
虽然当官的连一笔小小的误餐费都舍不得放过，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发扬谦虚的美德。当省纪委让填报《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表》时，那些平时拿钱时从来就当仁不让的领导们却一个个忽然变得伟大的谦虚起来。他们忙于各种改革大计，当然没有时间亲自填这张小小的表格，于是就羞涩地指挥我们填“一千五百元/月”、“一千三百五十三元/月”……并注明“除此之外无其他收入来源”。这些表格居然就通过了，真不知道省纪委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当官的糊弄老百姓，老百姓也就糊弄当官的。当时我们处所有年轻人全都迷上了游戏，一个接一个地打，一边打游戏一边办公，有时候干脆把门一锁不办公，人事处变成了电子游戏厅。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打游戏，一直打到下班时两眼发黑地离开，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游戏的情节。至于申处长让我写的五花八门的“总结”、“汇报”材料，尽管我很能写，但是就是不想动笔，于是把以前的类似材料拷出来改改时间、改改大标题糊弄他。有一次他忽然要一份以前的材料，他看了一会儿以后他跑到我办公室惊讶地对我说：咦？怎么今年的材料和去年一模一样？连里面的小标题都没改过来！说完回办公室了。过了一会又跑过来对我说：“你可不能这样糊弄我呀！”我挠挠头一笑表示歉意。
一九九八年夏天武汉市统计局给人事处劳资科派来了个活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单位统计调查表》，我们拿去请示处长，要转发给各二级分行、支行填报。处长说，咳，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统计局还没事找事，你们几个看着办吧。说的轻巧，“我们几个”如何知道全行那么多二级分行和支行的详细情况？于是我们一直就这么拖着，到最后期限没办法了只有加班信口胡诌。那天晚上，管劳资的小郑科长坐在计算机前敲数字，我在旁边“构思”数字，边打游戏边加班。我们的典型对话是：“二十二栏填多少？——三百九十吧——三百九十？多了点吧？——那就三百——太整了吧——那就三百零七吧，有零有整——好，就三百零七，那第二十三栏呢？”——就这么完成了这统计表。按最后期限报到统计局，发现我们竟然是第一家！再后来……我们接到了市统计局的通知，评小郑科长为“全市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评我们单位是“全市统计工作先进集体”，要报先进材料。我们一听这个消息，禁不住仰天大笑。
我开始动笔写先进材料——可是有什么“先进事迹”呢？一边打游戏一边填报表？肯定不行。于是我大胆地展开想象，吸取了以往见过的“先进材料”的优点写到：“……小郑同志为了早日完成报表，骑着自行车冒着四十度的高温奔走于各下属单位之间，晚上回来加班填报。有一次，由于连续加班四十八小时，他神情恍惚，回家时一头栽进了水沟里……还有一次，他忽然发烧到三十九点五度，仍然坚守岗位……终于出色地完成了统计任务”。写完以后给小郑看，他边看边笑边骂：“靠！你这哪里是表扬我，简直是在咒我啊！”后来材料报上去了，领回了一本鲜艳的证书和五百元奖金，小郑请客大家吃了一顿。席间，我们自然又谈到了这套调查表，小郑一脸无奈地说，可怜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们正忙着汇总这些子虚乌有的数字，再报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决策参考呢。［·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八、如此改革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人事处新调来一个处长。这位新处长姓申，将近五十岁了，精力充沛。申处长一来我们处，看着几个年轻的面孔，兴奋地连声说：“好！好！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来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们多学习！”从那以后事事都要我们拿主意，办完以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他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哦！好，好！”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申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改什么呢？应当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但是申处长急于建立新功，就说：要改革，非改不可。于是他陪着老板跑到深圳“考察”了一番金融业，回来时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申处长开始让我们夜以继日地整理改革思路。应该说，一开始我还真以为这种改革是借鉴了人家的先进经验，以为这种改革能够解决好客观存在的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机构臃肿等弊端的。因此，我以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演算。然而，当时我就有种感觉：申处长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于浮躁了，因为人事体制改革涉及到成千上万名职工的切身利益，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矛盾，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和取得试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在全行推广，是不是太轻率了？
第一个“改革举措”就是“适当拉大拉开收入差距”。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共同定了方案，根据行政职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二点五比一扩大到五点一比一，正处级的差距从二点一比一扩大到四点五比一，副处以下变动不大。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一测算，行领导、正处级名义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副处级增长百分之三十，正副科级以下基本持平，普通职工下降百分之三十。这就是“改革”，实际上是把职工收入的一部分转到了少数人手里。方案一出，全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作会议上，各二级分行和支行纷纷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行长力排众议，强行执行贯彻执行了。
其实谁都知道，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职工不可比拟的特权。比如说住房，领导们的住房不仅面积是普通职工的三倍，而且占据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按市场价格计算，光住房一项“领导”们就比职工多得到数十万元甚至更多；再比如说用车，领导们比拥有私车还划算，说是“公车”，但实际上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肯把自己的车拿出来“公用”的？车位、修理、耗油、过路过桥……一切都是公家出钱。光行长一个人就拥有两部坐车：平时坐凌志；应付上级检查时坐皇冠3。0。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搞市场经济时，有很多上市公司为拉关系、搞贷款无偿赠送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很多。普通的职工哪里有这种待遇？这在全国金融系统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然而某些人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从职工那里挖掉一块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种“改革”就成了他们敛聚财富的一种手段。我还注意到在这个方案中，正处级和行级的差距始终不大，而副处级则差了一倍，这恐怕是因为制订政策的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都是正处级的缘故。在那年的工作总结上，申处长让我写下了如下的话：“实行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以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出现了人人比奉献比业绩的可喜局面”。
第二个“改革举措”就是“实现下岗分流，人员精简”。正式职工不太好惹，就从临时工开刀。于是数以百计的储蓄岗位临时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丢掉了饭碗。处长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评语是：“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使职工普遍产生了危机感，全行职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第三个“改革举措”是“精简机构”。由于分行有二十多个处室，每个处室各管一摊，支行也有对应的科室。机构臃肿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问题出在各个环节，特别是总行和分行。申处长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