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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六、房子的故事
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和姐姐都已经上班，而且每月收入都有一千来块，在当时已经算不少了。父母二人在家里做了几年灯笼，手里也攒了几万块钱。渐渐地父母年纪大了，想老了有个依靠，就打算到武汉跟儿子落户。那几年房地产行业不景气，有一天母亲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里说武汉的商品房最低价只要七、八百块钱，就打电话说想在武汉买房子，让我找找有没有这样的房子卖。
其实我们银行就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我首先打电话问人家。可是行里房地产公司开发的商品房都位于市区，一个平方米最少的也要一千二百块。我一听，觉得我们买不起。于是，人家跟我推荐了武汉市西郊的吴家山，让我到那里看看，那里的房价是武汉市最低的。
吴家山原来是一个农场，后来渐渐发展成郊区小镇，并且设立了一个台商投资区，有统一、百事可乐等企业进驻。我去吴家山那天，坐公共汽车特别的顺利，一共只花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到吴家山，我就觉得这里的建筑挺新的，造型也还可以。一问价格，果真是每平方米七八百元。我打电话通知了母亲来武汉看看，母亲一见这房子，也满心欢喜，当即就付款跟人家签了合同。
我们家买的这套房子位于西郊公园对面，当时也是吴家山的最边上，再往西就是菜地了。这套房子是七十九平米的两室一厅，七楼，也没有物业管理，总价五万五千块钱。房子买了以后，我们又花三千块钱买了一些廉价的家具，把这里布置得像一个家。母亲这辈子第一次住上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房子，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半夜三更的还打扫卫生，把地拖了又拖。当时过年卖灯笼的钱还没有结清，母亲还要赶回去结帐。临到走时，母亲好几次下了楼又上来，打开门看了又看，久久不忍心离去。
一个月以后，父母又来到武汉，住进了我们的新家。那年我父亲过六十一岁生日，生日那天我堂兄全家和我女朋友都来给父亲祝寿，母亲做了满桌的好菜，一家人别提多快乐了。晚上，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看着卧室柔和的灯光和全新的窗帘，心里喜滋滋的，觉得生活真是美好。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父母都只在武汉住了一个来月，随即就返回山西做灯笼去了。我每天下了班就回吴家山的家中。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吴家山有多远：五点半下班，七点多才能回到家里。自己动手煮一碗挂面，吃到嘴里已经八点多了，吃完了就要倒头大睡，第二天六点多还要起床赶公共汽车上班。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回吴家山的家里，这里毕竟是我自己的家。只是到了冬天，天亮的晚，我才搬回集体宿舍住上一段时间。
到了一九九八年，全国最后一次住房改革，在与女友突击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分到了位于汉口高雄路的一套两室一厅，交了五万多块钱。由于女友在学校期间我把相当一部分工资补给了女友做生活费，加上她找工作时花了不少钱，到分房子时我手里只有八千多块的积蓄。由于连续两年生意不好，父母手里当时也没什么钱，但还是支援了我三万块。我又向同事借了一万多块，才交足了房款。我的房子位于西马路垃圾转运站旁边，是个一楼。环境非常差，到了夏天垃圾转运站的垃圾发酵，整个院子里臭气熏天，蚊蝇孳生，老鼠成堆，根本不敢开那边的窗户。由于手里没钱，也就没有装修，安了防盗门防盗网就住了进去。那时正是大热天，我白天还要上班，父母就来到我房子里打扫卫生，一干就到半夜，中间就吃顿方便面。
我买的家具也是那种便宜货，全部都是刨花板外面贴水曲柳花纹纸。买回家具和电器之后才十多天，武汉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由于当时长江水位比地面还高，雨水排不出去，形成了内涝。高雄路一带地势比较低洼，我又住在一楼，那天夜里我眼睁睁地看着大水一寸一寸地往上跳，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赶紧给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那同学过来帮忙，在家门口筑了个堤坝。但是，这种堤坝根本无法起到作用，水从墙面的裂缝和下水道里渗了进来。第二天早晨，家里的水已经有十多公分深了。我们把电器用砖头垫起来，家具就没办法了。雨还没有停，水位还在一点点升高。幸亏这时妻子单位的处长带着十来个武警过来，把我们的电器、衣物扛到了二楼一套敲光了墙面、正打算装修的房子里。晚上，妻子和我坐在二楼那家装修用的沙堆上，看着满屋狼籍和楼下的大水，妻子忍不住靠在我肩膀上哭了起来。我劝她道：“哭什么呀，这种经历别人想遇都遇不上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点损失不算啥，咱们早晚能再挣回来！”
那次洪水我们院子里的水达到齐胸那么深，家里的水有四十公分深。后来水退去时，我在屋里抓了几十条小鱼，甚至还有一只小乌龟。还有一条水蛇水退去后被困在了封闭的阳台里，被我用铁锹铲了出去。我的那些刨花板家具被水一泡，全都变形发霉，还生了不少虫子。家里的墙上，还印有一条清晰的水线。从此之后，我们全家对这套房子极端厌恶，总是巴不得早点搬走。
俗话说一失必有一得，一九九九年妻子单位在汉口北郊买了一块地搞商业集资建房，可以靠公积金贷款缴纳百分之八十的房款，自筹六万元现金付首期即可。恰好一九九九年我们家卖灯笼挣了七万多块钱，是我们家有史以来挣的最多的一年，于是轻松地交了首期，买了一套一百九十平米的大房子。当时全家人都很高兴，每到星期六星期天，总是一起到工地上看。然而单位做事总是慢吞吞的，这房子盖了四年才竣工交房。
转眼到了二○○○年，我们又有了新的打算：把房改分的那套房子卖了，在妻子单位集资房附近的常青花园买一套两室一厅，开始由我和妻子住，等单位的集资房盖好就转给我父母住。这样，双方住的近一些，以便有个照应。此时房价已经开始上涨，常青花园的住房价格从原来的每平方米八百元涨到了一千六百元。我父母拿出了七万，我拿出卖高雄路房子得来的七万，一起凑足房款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二○○一年初新房子交付使用，我立即就请人来装修。
给我们装修的那个人是熟人介绍的，姓彭，长得矮小而猥琐。我们是第一次装修，没什么经验；我和妻子白天都要上班没时间，而父亲当时已经开始原因不明地频频发烧腹泻，母亲照顾父亲也没有时间监督。这个姓彭领着我们去买材料，装做跟人家讨价还价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买回的材料都是高价，姓彭的在里面吃回扣。由于没人监督，姓彭的用材料极其的快，八十平米的房子光木芯板就用掉一百来张，那些木芯板堆在房子中央有一人多高，真不知道他都用到哪里去了。后来二○○二年我在武昌新买了一百五十平米的房子找正规公司装修，却只用掉三十多张木芯板。其他的材料如油漆、榉木面板也耗费极快。
姓彭的实际上根本就不会装修，找来干活的那些师傅都是他们村里的农民，地上砌的瓷砖还不到三个月就松动了，人走上去吧嗒吧嗒直响。后来我质问他，他却说瓷砖都是这个样子的，连大商场里的瓷砖都是吧嗒吧嗒响的。当时我真恨不得扯他两个耳光。给我安装的吊灯，在天花板上用冲击电钻打个眼，塞个木头片就把螺丝拧上去了事，半年以后吊灯从上面掉了下来。安下水管时，明明我买回了PVC管子，可他不会安装，就用洗衣机那种软管对付，热水一冲，软管马上就变形堵塞了。这下水道一直成了我们家头痛的问题，污水经常溢出，把木质的橱柜都泡变形了。后来在清理橱柜下面的污水时，我们把橱柜底部锯开后居然从里面掏出了姓彭的他们以前吃剩的馊饭、一次性碗筷，甚至还有一只破鞋。
买装修材料的时候需要经常请一些搬运工，不知为什么这些搬运工在建材市场通常被称做“兔子”。但我觉得这个称呼有辱人格，因此不叫他们“兔子”，而总是叫“搬运工”。我是北方人，不太喜欢罗里巴嗦地讨价还价，一般是“兔子”说什么价钱就按什么价钱。有好几次，那些“兔子”自己开口报价，等到了家里就说吃亏了，要求再加钱，否则就走人。第一次我无奈之下就给了，后来发现不少“兔子”都如法炮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