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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士儋的背景，是隆庆身边的大太监陈洪，根子很硬，不大买高拱的账。高拱看他也是如鲠在喉，不耐烦之极。这时，忽而又有御史郜永春参劾张四维家庭出身不正，是个大盐商，过去有勾结官府、权钱交易的劣迹。高拱立刻疑心是殷士儋在幕后主使。
紧跟着，就有韩楫等人上疏，对殷士儋走阉宦的后门入阁提出异议。殷士儋也认定是高拱在幕后主使，两人就此剑拔弩张。
这一天，六科的给事中们会齐到内阁，按例和大学士们开碰头会。大家互相作个揖，然后开会，因此这例会的正式名称叫“揖会”。
这下冤家正好碰了头。殷士儋走过去对韩楫说：“听说科长（原话如此）对我不感冒，不感冒可以，但不要被人当枪使！”韩楫未加理会。散会时，高拱忽然来了一句：“做事不合规矩哪行啊！”
一听首辅这阴阳怪气的话，殷士儋知道这是在讽刺他“走内宦路线”，顿时勃然大怒：“你为了提拔张四维而压我，我没脾气。现在你又想驱逐我给那个家伙腾地方，是不是太过分了？你驱逐了陈公，又驱逐赵公，完了又驱逐李公，现在又来驱逐我。你这样子就能坐得稳这个座儿？”说着挥拳就要痛揍高拱。
老高急忙闪开，殷士儋连续几拳打在了茶几上，竟“其声砉然”，也就是“嘭嘭”作响！
文渊源阁里演开了全武行，张居正在一旁不能袖手，连忙来劝，也被殷士儋连带着一顿臭骂。
这山东大汉倒是个敢作敢当之人。有人立马弹劾他不成体统，他也就挂冠而去，不再玩了。这是隆庆四年十一月的事，老殷仅仅在内阁干了一年。史书上说，他后来“退居里第，闭门却扫，不谈世故”，当卧龙先生去了。
说来也巧，隆庆内阁先后落败的几位辅臣，陈以勤、赵贞吉、李春芳，包括最早高拱一派的那个郭朴，回乡后都能安居草野。或诗酒应酬，或徜徉山水间，很让当时的士人羡慕，以为简直可比“凤翔千仞”、“松柏后凋”的仙人了。
他们的结局，很符合林语堂先生的“享乐人生”。看来，官场失败，绝非就等于人生失败。当官当到了顶的人，才能看得这样透。世间最躁进的，可能就数有些七、八品的“芝麻绿豆”了。
“不知道腐鼠成滋味”啊，他们把那一顶小小的乌纱，看得可是很金贵呢！
文渊阁终于平静下来。静日生香，年末的冬阳照在差点没被殷士儋砸碎的案几上，竟有一派祥和之气。
高拱坐下来，再环顾四周：身边只剩下张居正张少傅一个人了。
此刻，他最想对张居正说一句什么呢？
我想应该是——“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拱耳！”
来人啊！煮酒，煮酒！
且看牛刀是如何小试的】
诸位读史到此，一定看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隆庆九相”（隆庆末期，高拱又引进了一个高仪，因年迈多病干得不长，于万历元年死于任上）命多不好，数年的车轮大战，几乎人人都遍体鳞伤。两大派的主帅徐阶、高拱，在朝中本是举一发牵动全局的大人物，却都不免身遭重创，先后黯然还乡。
在这锋芒杂错的刀光剑影中，怎么会看不到张居正的影子？
他在前期为徐阶所庇护，避身于事外，倒也可以理解。徐阶倒台后，连累徐家班底接二连三被逐，张居正何以能独善其身？他是徐阶最为青睐的大弟子，与闻嘉隆转型时的国家机密，这事情中外皆知。那么，他是怎样在徐阶去后保全自己的？他与徐氏的渊源，犹如胎记，而能够使复出的高拱忽略这一点，容他在新内阁里安安稳稳地做少壮派，其玄奥又在哪里？
我只能说，首先是因为他很幸运，其次是由于他很小心。能在隆庆内阁的行星大碰撞中，躲闪其间而毫发无损的，唯有他一人能做到。
内阁两派，他是唯一与两边都有渊源的人，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他在高拱这一面，也有很深的渊源。裕邸旧人这一身份（感激徐阶吧），使他与隆庆、高拱都有了一层说不清楚而只可意会的政治血缘。他既是徐阶物色的接班人，同时又是高拱的亲密朋友。关系之铁，时人甚至用“刎颈之交”来形容。
按常理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属于两个政治营垒，除非是间谍。而张居正，恰恰就具备两个阵营的特别通行证。
属于徐氏，是因人事上的脉络，这在我们中国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属于高氏，是因为观念上的契合，这在士大夫阶层中，又是一种物以类聚的癖好。
加之张居正昔日又曾为裕王老师，使得他比别人又多了一个保护层。只要不犯大错，不陷入旋涡的中心，起码别人不可能在皇帝面前搬弄的了他的是非。因为隆庆对大臣，一是看得准，二是看准了之后印象就永远不改。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来了，正是他入相前的经历，把他造成了一个极其幸运的左右逢源者。也许，徐阶当年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仅仅是徐阶无意为之。总之，在一场又一场的乱仗中，确实是没有一块砖头是专门砸向他的。
此外他得以自保，也源于他超乎寻常的谨慎。前期在徐阶的授意和卵翼之下，他遵循“不上前线”原则，你们尽管斗，我来坐战壕。战斗中，我只是个沉默的士卒，阵线上的面目很模糊。因此在徐、高之战中，两派均未得罪。
但是，永远沉默也是不行的，时局一旦有变化，关键的时候一定要跨出一步。
在高拱反攻倒算时，他若再模糊就已经不行了，因为已没有了可靠的庇荫。再含含糊糊，就等于自己是徐阶余孽，要被人指着鼻子逼问“为什么不忏悔”。因此，他这次有了态度，就是基本站在高拱一面。徐氏已大势已去，保住老命就算不错，在隆庆一朝绝无反攻的可能。以张居正之聪明，他没有必要去做无谓的殉葬。因为他的恩师，恰恰是他事业上的障碍、观念上的的敌人。此时局面已经明了，高拱迟早会清洗内阁，张居正所期待的“实学”用武之地就在前面，因此他当然会站在高拱一面。
《明史…张居正传》可以为证：“拱至，益与居正善。”这个“拱至”指的就是高拱卷土重来：“益与……善”，就是两人关系越来越好。为什么会越来越好？刚刚我已经说清楚了。
张居正这样做，是在走钢丝。他自己也说是“畏行多露”。怕言行表露得过多，被人抓住把柄。
比如，在高拱“复辟”后，如果无条件赞同高拱的话，就有可能被徐派人马指为“卖师求荣”。所以必须出面为老师求情。但如果求情的分寸不当，又可能被高派人马视为非我族类。
隆庆初年的那些日子，张居正可能有很多失眠之夜。
所幸，他安然度过难关。我发现，他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既与强势的一方保持一致，又要适度地同情弱者。这才是高明的左右逢源，而不是芝麻绿豆们的有奶便是娘。
由于他是两大阵营中唯一与对方有渊源的人，因此失势的一方在危难时，需要靠他出面来缓冲。这个居间的身份，自然会让弱势者心怀感激。他也就因此洗脱了“背主”或者“卖友”的恶名。
他为什么不湿鞋？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
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不是道德名臣，更不是圣人。他以权术立足，以事功为业。因此以完美品德标准来衡量他，无异于方凿圆抐，解释不了他的行为动机。
过去蹉跎于故纸堆20年，今日相业已经到手，唯一遗憾的是内阁环境恶劣，不得伸展。那么他最基本的期望底线，就是不要被搞掉；第二愿望，则是廓清内阁、打造一个能干事的平台。
当年未能站出来与老师一起玉碎、甚至事后也感到某种愧疚的原因，是为了保住底线（徐阶本人安插他入阁，期冀的也决不是让他玉碎）。而后热情迎来高拱出山，两人日益密切，则是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
这样一个人，说他委蛇狡诈，违反本心，逢迎了自己并不赞同的势力，那是忽略了此人的复杂性。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红心白罗卜”。人事关系的交错，铸成了他这个奇特的身份。徐阶的人马，看到的是他的白皮儿，谅解他的苦衷。高拱这方面，看到的却是他的红心儿，因而欣然接纳。
在历史转折的诡异之点，往往是“红心白罗卜”的人，方能不被淘洗掉，从而将历史惊人地推进一步。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双重身分，而是非红即白，那么无非是跟李春芳、郭朴一样，与统帅人物一损俱损，政治上从此心灰意懒，以优游田园卒其一生。
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