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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最有价值的是前半部分写唐敖等人游历海外的三十多回。作者在描写这些海外国度时，虽多以《山海经》等古籍中的点滴记载为依据，但主要还是驰骋奇思异想，幻设情景，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通过幻想性的虚构情节，作者表达了他对许多现实问题的看法。譬如主张男女平等是《镜花缘》的重要思想，百名花仙投生人间、各有作为的整个故事框架即与此有关，而在“女儿国”的故事中，这一思想得到更为生动的表现。作者把现实中的“男尊女卑”现象在“女儿国”中依样颠倒为“女尊男卑”，以此为女子鸣不平。故事中写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遭受穿耳缠足之苦，实际是让男性从女性的立场来体会缠足等种种陋习的丑恶和非人道性质。此外如“两面国”中人之虚伪欺诈，“无肠国”中人之刻薄贪吝，“豕喙国”中人之撒谎成性，“跂踵国”中人之僵化刻板等等，都是现实生活景象的映照。这种描写都是漫画式的，通过夸大和变形写出了社会的丑恶和可笑，虽不够深刻，却有其尖锐和醒豁的长处。作者还用这种漫画式的笔调写他的理想社会，如“君子国”中礼让成风，买卖双方竟是卖方求低而买方求高，在谐趣中表现了他对所谓“古风”的向往。
从小说艺术来看，《镜花缘》情节有些分散，人物形象显得单薄，后半部分大谈学问，更是累赘不堪。其长处主要在于思想的机警和语言的幽默风趣。
以上几种小说，都有显示才学的倾向。清中期不属于这一类型而可以一提的长篇小说，另有《绿野仙踪》，抄本为一百回，刊本为八十回，李百川作，以神仙异迹为主要线索，也涉及世情；《歧路灯》一百零八回，李绿园作，述一世家子弟谭绍闻因交结“匪类”而堕落以至倾家荡产，后悔过自新而终于成就功名的故事。此书中多直接宣扬理学，标榜封建伦理观念的文字，在作者看来，这就是挽教社会道德危机的“明灯”。在描述谭绍闻堕落的过程中，小说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较为生动地刻画了一批市井浮浪子弟的形象，这是其值得一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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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言及白话短篇小说
在中国文言小说传统中，以简朴的文字记述异闻的笔记体和以华赡的文字描写虚构故事的传奇体本属不同的体格，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兼而有之，尤以后者取胜。《聊斋志异》盛行于世之后，影响甚广，小说中谈狐说鬼成为一时风气。这时期所产生的文言小说中，有的偏向于传奇体，有的偏向于笔记体。前者有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八旗艺文编目》记为满族人尹庆兰著）等。《谐铎》中有不少具有讽世意义的小说，《萤窗异草》则多哀婉的爱情故事，二书各有所长。但由于这些小说主要是模拟《聊斋志异》，而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却不及它，所以影响不大。在当时及后世流传更广的，却是两部笔记体小说——袁枚的《子不语》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
袁枚《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取意于《论语》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所记正是孔子所“不语”者。
如袁氏自序所言，这是他从事文史之余，“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共二十四卷，又有续集十卷，共约一千则。全书并无明确的思想倾向，只是记录了许多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但作者诙谐而放达的性格和反对旧传统的思想，仍时时有所流露，如嘲讽假道学和腐儒、主张人欲合理等，对官吏的贪暴也多有讥刺。如《全姑》一则，系据当时实际发生的事件改写而成，述貌美的全姑与陈生私通，受到“自负理学名”的某县令的残暴凌辱。故事中有一“侠士”刘孝廉与县令为此发生争执，县令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斥之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写得相当尖锐。结尾虚构该县令受报应而死，更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心理阴暗的伪道学的极度厌恶。而全姑与陈生，在作者看来只是犯了“风流小过”，实际是表示了同情的态度。又如《蒋厨》一则，写城隍庙中黑面皂隶借口一厨子“冲犯城隍仪仗”，偷偷将他拿去，敲诈了一笔“孝敬之礼”，十足是人世间这一类角色的惯常行径。另外有许多并无深意却写得滑稽幽默的小故事，也很有趣。《子不语》的文字，鲁迅谓“屏去雕饰，反近自然”（《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一定特色。不过，全书的面目有些芜杂，有些故事记男女之事过于随便，是其不足。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是一位地位高而知识广博的学者。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共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共约一千二百则，是旧时非常流行、受到文人普遍重视的笔记小说。
在小说观念上，纪昀以保守的态度维护古代笔记小说的传统，反对像蒲松龄那样多用虚构想象和摹绘手法（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述）。所以，从现代小说的标准来看，《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意味远不如《聊斋志异》。从笔记小说的传统来看，却仍不失为佳作。
内容广博、无所不涉，是《阅微草堂笔记》的显著特点，这使它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在思想倾向上，此书“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盛时彦序），具有“正统”的立场。但纪昀毕竟是一位博达的学者，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宽容性，在“理”与“欲”的矛盾中，他反对完全不近人情的偏执态度，对“道学家”的苛刻、虚伪每每加以讥刺。
他写鬼神之事，大都反映出世态人情；托狐鬼以抒己见，也往往机智有趣。如《如是我闻》卷三有一则故事写一因私情怀孕的女子向某医者求购堕胎药不得，后生子被扼杀，自身也被逼自缢。此女为鬼，向冥官告医者杀人，说他本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结果“欲全一命，反戕两命”，而冥官也指责医者不该“固执一理”。又《滦阳消夏录》卷四有一则故事写两个“以道学自任”的塾师聚徒讲学，高谈性理，“严词正色”，忽有纸片吹落台阶下，生徒拾起一看，原来是两位塾师谋夺寡妇田产而“往来密商”的信札。这种议论以及对伪道学的揭露出自一位高官兼正统学者，颇为难得，也反映了乾隆时代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另外有些故事以同情态度写小儿女的痴情，也有动人之处。《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字好，也是它受人喜爱的一大原因。其叙事尚质黜华，不加雕饰，从容有致，鲁迅赞为“雍容淡雅，天趣盎然”（《中国小说史略》）。
《阅微草堂笔记》因其固有的长处，加上作者地位的关系，在社会上盛行一时。但笔记体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对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等因素几乎是不加考虑的。文言小说向笔记体靠拢，就文学意义来说毋宁是一种后退。此后直到清代后期，仍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文言短篇小说，大抵兼受《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影响。但总的说来，这些小说中追仿《聊斋志异》的，其描摹人物情态的成分业已减少；
近于《阅微草堂笔记》的，则识见和文字又很难与之相比。至此，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可以说已告式微了。
清中期拟话本形式的白话短篇小说，较著名的有题“圣水艾衲居士编”的《豆棚闲话》和杜纲的《娱目醒心编》。
《豆棚闲话》十二卷十二则，以在豆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