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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衣互覆五更寒，铃语遥遥梦转安。一笑车箱稳如屋，闭门终日坐相看。
夫妇间的相互爱怜与爱慕，本只是私生活的内容，但诗人觉得这是美丽而动人的，便坦然地把它写出来。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和社会的习俗及伦理教条相背，差不多同时写成的《斑竹塘车中》，先以“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来夸耀妻子的美丽和自己对这美丽的倾倒，接着便说：“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以自来被鄙薄的香奁诗人的身份鄙薄自以为是的理学家，很明显地表现出与社会文化传统相对抗的姿态。
乾隆朝还是清代所谓“全盛”时期，但敏感的文人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沉闷和缺乏生气，以及个人的创造力所遭受的压抑。张问陶《芦沟》诗中写道：“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
“无成局”是说社会政治与文化状态的萎靡，“是废才”则是自哀和自责。而向往自由的精神，常常借着飞动的意象呈现出来。像《出栈》诗所写“送险亭边一回首，万峰飞舞下陈仓”，《醉后口占》所写“醉后诗魂欲上天”，都是渴望挣脱束缚的意志的写照。又像《过黄州》：
蜻蛉一叶独归舟，寒浸春衣夜水幽。我似横江西去鹤，月明如梦过黄州。
也是自由飞翔的意象，虽然意境是寂寞而幽寒的。这种精神的跃动不安，在袁枚诗中还较少看到，而到了龚自珍诗中，则又有更兀傲有力的表现。从袁枚、赵翼到黄景仁、张问陶再到龚自珍，对自我的重视和精神扩张的欲望，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个连贯发展的过程。
在语言艺术上，张问陶的诗大都写得清浅灵动，追求“百炼功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的境界，与袁枚一脉相承。
乾隆后期至道光初期的诗人，尚有黎简、洪亮吉、彭兆荪、舒位、王昙等，不一一介绍。至于最为重要的龚自珍，将在本章之末专立一节，将他的文学思想和诗、词、文合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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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清代中期的词
浙派词的势力从清前期延伸到中期，厉鹗继朱彝尊成为其支柱。厉鹗论词，曾以画为譬，“画家以南宗胜北宗”，而在词中，辛弃疾、刘克庄诸人为北宗，周邦彦、姜夔诸人为南宗（见《张今涪红螺词序》），抑扬分明。其意大抵承自朱彝尊，认为清婉深秀胜于慷慨豪放。他的词作以纪游、写景及咏物为多，音律和文辞都很工炼，选取的意象大抵华美而幽冷。与朱氏有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词中特多孤寂的情调，这种情绪在寻求宣泄时，会形成自我的扩张，使词呈现壮奇之趣。如《齐天乐·吴山望隔江霁雪》：
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晴风小。湿粉楼台，酽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微茫越峤，但半沍云根，半销沙草。为问鸥边，而今可有晋时棹？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
另外像写月夜富春江之游的《百字令》也有这种特点，“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随流飘荡，白云还卧深谷”，都描画出作者出俗的意想。这构成厉词的一种特色。
浙派词自厉鹗之后，虽仍保持一定影响，但声势已不振。
这主要是因为包括朱彝尊、厉鹗在内的浙派词人，取材的范围都比较窄，对于意境的追求也比较单一，他们又喜欢写咏物词借以表现音律与辞藻之长，这些特点本身容易造成内容和风格的重复；在才力不足的词人手中，更容易走向枯寂、琐碎。在此种状况下，浙派后期词人吴锡麒，郭麟等先后试图通过对浙派传统理论的变通以求挽转委顿的态势，但并未造成很大影响。嘉庆年间，张惠言用经学方式提高词的身份，别张一帜与浙派对立，它更难以与之相抗衡了。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他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是当时“常州词派”和古文中“阳湖派”的首领。有《茗柯文编》、《茗柯词》，另编有《词选》，代表他的词学观点。其《词选序》中所述主张，最根本一点是提出词和诗一样要讲求比兴、要有寄托，“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从这一种标准来看，他认为宋亡以后“四百余年”的词家，都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这当然也包括了风行一时的浙派词。他是怎样来指明门户的呢？
《词选》共选唐宋词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称许的，在唐为温庭筠，在宋为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这个名单初看很难找到明确的共同点，但张氏自有解说。他最推崇的是温庭筠，而原因是在他看来温词种种美人香草的辞面都只是比兴，内中隐有深微的大义（这实际是经今文学的解释方法）。而宋之八家，都还有缺点，即“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要注意辨别。所以他虽选了苏、辛，但主要是选其含蕴委婉之作。这样，张惠言把词的正格规定为一种通过比兴手法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讲究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这种带有经学气息的词学理论，看起来似乎可以纠正浙派词的某些弊病，其实它所指引的路径更为狭窄，在感情的表现方面也更为收敛和隐晦。但由于张惠言的影响，这种理论一度相当风行。
张惠言的词作，文字简净，少用华艳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词旨在若隐若显之间。他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前人颇多称颂，下面这首《木兰花慢·杨花》也很有名：
儘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
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和张氏大多数词作一样，这首也包涵了一种物华衰残之哀。或许这一类词确实隐埋着什么特别的人生感想，但所谓“风骚之旨”究竟是什么，是无法寻得头绪的。只是杨花所象征的那种不甘零落而终究零落的命运和悲凉情绪，还是可以体会。
与朱彝尊、厉鹗的词作相比，它的感染力显然差得多。这种若隐若显的写法，虽可以作为多种风格中的一种，但如果要求所有的词都这样来写，单调和重复将不可避免。张惠言一生作词不多，恐怕就与此有关。
通行本《词选》后面，附有郑善长所编《附录》一卷，收张惠言、张琦兄弟及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珹、金式玉和郑善长自己的词，他们中除后三人为安徽歙县人外，其余都是常州（武进、阳湖）人，因此他们被称为“常州词派”，但这些人中，黄景仁、钱季重早逝，恽敬、李兆洛、陆继辂等为阳湖派古文家，并不以词名，堪称张氏羽翼的是后三人，他们都是张氏的门生。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真正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稍后的周济。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周济早年曾随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学词，但他与继承张氏衣钵的董氏之说“或合或否”（《味隽斋词自序》），对张氏的词论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见。其一，张惠言提出词体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选序》）相近，因此词与诗赋有同样的价值，这掀起了词史上所谓“尊体运动”。
周济更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进一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其二，张惠言重比兴寄托，但如以他在《词选序》中的“指发幽隐”之说为准的话，实在是很容易把词写成谜语。周济也强调寄托，但在讲“非寄托不入”时又讲“专寄托不出”（见《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超然于事象之上，使“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避免了把词中的意象、文辞变成一种隐晦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