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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承安进士，而其《忆之纯》诗说：
“幼岁求真契，中岁得伟人。倾怀当一面，投分许终身。”对纯甫十分推崇。以纯甫与周昂的关系来说，他的年辈实也较纯甫为晚。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在金代官至尚书左司员外郎。他八岁即能作诗，不但是这四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而且也是金代最突出的诗人。有《遗山集》。
在李纯甫、王若虚举进士的承安年间，他还是小孩子。
李纯甫为刘汲《西嵓集》作序说：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
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迳，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即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耶！？（转引自《中州集·刘西嵓汲》）
元好问编《中州集》，于所撰刘西嵓汲小传中如此大段引录李纯甫的议论，而此种议论对认识刘汲的生平、思想、诗歌等并无直接关系，这实在表现了他对纯甫这一议论的尊崇、赞同。元好问在《中州集》李纯甫小传中于纯甫亦极推重，那么，说元好问在文学思想上受有李纯甫的影响当并非傅会之语。
与李纯甫一样，周昂也认为“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无几，然谛视之，未有不差殊者。”（王若虚《滹南诗话》引）由此，他又提出：“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
（参见《中州集·常山周先生昂》及王若虚《滹南诗话》）。由这种理论虽可引出反江西派的结论，但他自己却并未正式提出反江西派的主张。所以，在金代中后期最早提出反江西派的主张的，实是李纯甫。值得注意的是：李纯甫为弘州人，弘州原属于辽。周昂真定人，王若虚藁城人，元好问太原秀容人；这些地方虽原属于北宋，但都接近辽、宋边界，较易接受辽文化的影响。李纯甫的强调“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显与辽文学的任情倾向相通。也可以说，金代中后期的这一反江西派的活动，与辽文学的传统不无联系。当然，反江西诗派的活动能以如此的规模展开，尚有其现实基础：金的衰亡给士大夫带来的内心痛苦和感情的激荡迫切地需要在诗歌里得到表现，江西诗派的主张跟这样的要求之间显然存在矛盾。
王若虚的《滹南诗话》除复述周昂的主张外，并明确提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又说：“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在他看来，诗歌只要出于诗人的“自得”，又能文字通顺，在逻辑上没有毛病（即所谓“辞达理顺”），不管趣尚如何，都是名篇；因为诗歌的根本要求，就是“发乎情性”的“哀乐之真”。所以，他反对黄庭坚的“以句法绳人”和其所倡导的在形式上的种种清规戒律，他认为那只能损害诗歌的情性之真。“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新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
他的《滹南诗话》不但对黄庭坚的诗作了很多抨击，对理学家的诗说也有所讥讽。如云：“欧公寄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伊川云：‘夙兴趋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诗人之言，岂可如是论哉？程子之诚敬，亦已甚矣。”这与李纯甫的不服膺理学，可谓一脉相承。
元好问的论诗主张集中于其绝句《论诗三十首》。下面几首常被引用：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耐尔何！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他肯定建安、魏晋，否定齐、梁，从而大为赞颂陈子昂，并致憾于沈、宋的不废齐、梁；他对温、李含有不满；对黄庭坚还有所肯定，对江西诗派则显含轻蔑。这跟李纯甫为刘汲《西嵓集》所作序中的论点以及《滹南诗话》中的上引见解都有相通之处。他在别的文章中，还说《诗经》中《氓》、《伯兮》、《静女》等篇，“皆以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见取于采诗之官，而圣人删诗，亦不敢尽废。”（《陶然集诗序》），更与李纯甫的“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同一机杼。不过，元好问又以为“盖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泽未远，……故肆口成文，不害为合理。使今世小夫贱妇，满心而发，肆口成文，适足以污简牍”（同上），将道德评价作为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给“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创作原则设定了限制，显示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但从下文所引的他的有些作品来看，他的限制并不严格，对率真、任情仍很坚持。
不过，对元好问来说，在其文学活动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文学批评，而是诗歌创作。
他既生活在动乱的时代里，其诗也常与政治现实相关连。
一般说来，他那些直接写人民的贫困、饥饿、受官府欺压之类现象的诗，还不如他的那些着眼于现实、抒发其自身悲慨的作品来得动人。例如他的《雁门道中书所见》：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穟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迫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奉驱车，人牛亦何苦！
这诗虽写了人民的苦难，统治者的贪暴，但带给读者的感受却比较一般，难以引起较强的同情或愤恨。那主要是因为作者自己跟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本有相当的距离，无法对他们的苦辛感同身受，从而对统治者的暴戾的憎恨也就不能真正强烈起来。但下面的这些诗却很能导致读者的共鸣。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三首之二）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四）
这两首都悲愤虬结而深具力度，战争的巨大灾难给诗人带来的焦虑、痛苦以十分凝炼、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前一首所写的战事虽发生在岐阳（今陕西凤翔一带），诗人则处于今河南省境内，但金王朝已一蹶不振，这样的祸难也随时可以降临到诗人头上。所以，他对此实有切肤之痛，篇末的“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已经不仅是基于对战区民众的同情，更是从自己命运出发的悲嘶。后一首虽有“乔木他年怀故国”之句，流露出对金王朝的情愫，但其重点仍在显示战祸的惨酷。意谓汴梁（今河南开封）即将毁灭，只剩下乔木、野烟，再也没有行人了，与前一首中残阳空城的境界相仿。只是后一首还突出了对不能卫护国家的群臣的蔑视和对自己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信心，较前一首的内容复杂；但无论哪一首都含有巨大的、感情的分量。这种浑厚、强烈的感情和由此导致的自然、丰富的想象，再配以高度的表现能力，就是元好问诗歌艺术成就的所在。
以上引的“岐阳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