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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准则的审查的免战牌和保护伞。虽这种保护也是有限的，却使词得以承担唐诗中的一部分即“簸弄风月”的功能。正是由于宋诗的缺陷，使得词在当代文学中具有了较之前代更重要的意义。即使它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仍不像诗那样崇高庄严，实际上它已经赢得了与诗相当的文学地位。
由于在传统上，词与乐歌有割不断的联系，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更为贴近，宋词的正宗家数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怀，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考究得多。从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一流词人虽然很被现今文学史家贬斥，但在宋代却是词家正脉。他们恪守词的传统，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虽然他们也受了诗歌风气的影响，有的趋向平易流畅，有的追求清空恬淡，有的着意雕饰典雅，但终究保持了词家本色当行的特点，维系了词作表现个人日常生活情感的传统。当然，宋代还有另一流词人，并不理睬诗与词习惯上的分界。这些词人，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苏轼、辛弃疾，原本是气概豪雄、不受羁勒的人物，他们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在各个方面作自由畅达的表现，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业已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用在词里。这使词的内容丰富了，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音律准确与否不那么重要了，语词清雅与否也不那么讲究了，英雄语、悲凉语、儿女呢喃语、日常谐谑语都写入词中，仿佛把花旦青衣换成了乡间村姑，雕梁画栋的深院换成了桑麻稻菽的农舍，二八少女换成了关西大汉。这种词风也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它与诗并驾齐驱、“无所不宜”，但也有使词失去其精致的特色的毛病。尤其是一些才情不足的词人，常常会把词写得粗糙无味。词在整个宋代仿佛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散文，特别是所谓“古文”，在北宋曾有很显著的发展。
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占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一时之盛。
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也是在发挥它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致相同。而且，由于宋代道统文学观的势力较唐代尤盛，他们所受的束缚也更大。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家，就是在这种束缚中寻求一条合适的道路。他们既需要遵循“尊道”“明道”的原则，又需要抵制以道废文的极端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散文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宋代文人的个性较之唐人明显偏向温雅平和，无论韩文的奇崛雄肆还是柳文的峻洁幽丽，对于他们都有些不合适了，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散文风格。
在抵制了极端的道统派又阻止了一度流行的模仿韩愈、以生涩险怪为特征的文风之后，宋代散文开始走上自身的道路。在文体上，欧阳修、苏轼等人眼光要宽广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他们对骈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所以他们的散文兼收骈文之长。在语言风格上，他们特别强调切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要符合“达意”的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的特点，是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骈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这种风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不过相较于韩、柳之文，可以感觉到北宋诸大家散文的感情强度及语言的张力是有所减退的。
但在宋代理学家看来，无论韩柳还是欧苏，尽管他们标榜儒道，却还是文人气过重；他们的文学追求仍然有害于道。
因此随着理学渐盛，宋代散文也不得不走向衰落了。而自唐宋古文受到程朱等人的攻击，后起的所谓“古文”如明之“唐宋派”、清之桐城派，都沾上一股道学气息，并非直承唐宋古文一脉了。
一直到宋代为止，正统的文人文学仍旧占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某些深刻的变化，在宋代已经发生了，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宋代是一个古代文化烂熟时期又是一个向近世文化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就是这一变化中的突出现象，它开始直接地影响了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形式的嬗变与演进。
文人文学中诗、词、文的传播便与这一现象有关。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分工越加细密、生活越加方便，《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北宋汴京的百业兴盛、市场喧嚣，《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今杭州）的作坊林立、买卖兴隆，其实都反映了流通的加速与拓展。文人的作品有时也会成为这种流通中的商品，因而越出了孤芳自赏的小天地而走向众人传观的市场。例如曾巩《苏明允哀词》称三苏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这种广泛的传播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文人的圈子内。商人为了赢利，常选择迎合读者趣味的名家作品来粗滥地刊刻，曾使得苏轼跌足而叹，毫无办法（见苏轼《与陈传道》）。这虽然未必投合文学家之心意，但也无意中张扬了他们的声名，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北宋汴京相国寺书肆、南宋临安陈道人书铺、尹家书籍铺等，实际上成了文人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成了文学传播的中心。又如城市中的歌楼酒馆也是文学传播的媒介之一。汴京与临安都有官库酒楼与市楼，其中多有歌妓唱曲侑酒，前者“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周密《武林旧事》），后者则贩夫走卒百业杂工，无所不有。歌妓往往以新词唱曲，使文人词不胫而走，在这种极为迅捷的传播中取得了与诗匹敌的地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传闻或不免有所夸张，但歌妓集资葬柳永的故事，恰好说明他的词在城市消费集中处的传唱提高了他在市井的地位，也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在柳词中表现出的市俗情趣，也正显示着文人文学的一种新趋向。总之，纸张成为普通的商品、印刷术的普及、书肆的活跃、大众娱乐的发展，都使得文人作品容易传播，传统文学不再是少数阶层的专利，而出现了一个普及化的进程。同时，随着这种普及进程，一大批本来被摒除在文人文化圈外的下层读书人、商贾市民，也追时趋势地加入到文人文学的创作界来，这就有可能改变文人文学的内容、思想、情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江湖诗人聚集于书商陈起周围的现象。书商陈起出资刊刻诗集，使一大批本来诗风未必尽同的文人聚在了一道，并互相影响形成所谓“江湖诗派”；而江湖诗派的诗歌内容、思想与情调显然又与传统颇有违异，倒与世俗口味逐渐靠拢。诗歌与商品如此密切地结缘，商人如此有力地左右了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它表现了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对文学的影响。
城市与商业的发达更直接地刺激了市民文学的兴盛。据宋人笔记记载，在以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城市中，普遍建有被称为“瓦舍”、“勾栏”的娱乐场所，演出各种各样的技艺。其中最流行的是说话。吴自牧《梦粱录》和耐得翁《都城纪胜》均载有当时的“说话四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尽管现在已无法看到真正出于宋人的话本（以前视为宋元话本集的《京本通俗小说》系伪造），但在各种书籍记载中，我们还能了解到宋代民间说话艺术的繁盛情况和说话的许多名目；元代所刻讲史话本的内容有些显然在宋代就已流传，明人的小说话本集中有些作品也保留了源出于宋人之作的痕迹。所以虽然现在无法对宋代白话小说作出具体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却是无疑的。
在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宋代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宋代宫廷和瓦舍勾栏中都有杂剧的演出，脚色已增至四人或五人，其表演虽以“滑稽唱念”为主，但已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见《梦粱录》），比较唐代“参军戏”一类简单的滑稽表演有了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