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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斌口头允诺前三项，第四项允代转达。
当晚，中国代表返北平向何应钦、黄郛报告。
签订《塘沽协定》后，国民党政府急急忙忙出来进行辩解。熊斌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停战协定“完全属于军事范围”，但对双方达成的4项口头协议，特别是“彻底取缔”排日的政治要求，却秘而不宣。汪槽卫于协定签字当天由庐山返回南京，发表谈话称：“河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否认塘沽协定丧失华北许多主权的事实；胡说军事失败是由于现有国力不够，士兵虽能“悲壮惨烈”，但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失败乃必然”。＇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56页。＇
汪精卫的书面谈话发表后，国民党中央控制的报纸都以此腔调为《塘沽协定》唱赞歌。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美化《塘沽协定》说：“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15页。＇
三、国内外舆论抨击《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
即使从字面上看，协定通篇充满战胜者对于战败者之气势和口吻，诸如“挑战”、“扰乱”、“施行视察”、“不再追击”等词语，显然都是对中国人民的肆意侮辱，是中华民族所不能容忍的。而就其实际内容来讲，则更具有损害中国主权的险恶用心。
例如：第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从此条规定之线撤退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等于说中国永远不能越过该线，收复热河和东北三省失地；第二条规定，日本“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队撤退以后的情形，这就可以作为日军今后随意越过该线，进攻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第三条“规定日军回到大致长城线”，这就表明，既承认了日军强占热河的事实，又承认了长城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并为日军屯驻、出入长城各口埋下了伏笔；第四条规定要在长城以南非武装区内任用亲日警察，这就意味着日本对该区的实际占领，中国不能在非武装区驻军。
凡此种种表明：协定虽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划长城为界和涉及政治问题的词句，但实质上长城变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非武装区变成了丧失主权区，使日军达到了划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的，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至于达成的四项口头密约，更证明南京政府对主权的出卖。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外交官“均欣欣然”，喜形于色，也就不足为怪了！
《塘沽协定》的签订，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6月1日和10日，两次发表谴责宣言。宣布绝不承认《塘沽协定》，号召全国民众起来，以罢工、罢课、罢市、示威和组织自己的队伍，来反对与阻止《协定》任何一条的执行。＇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页。＇
6月1日，福州市各界举行游行大示威，反对南京当局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
印尼雅加达华侨也致电汪精卫说：“公等可下野，亡国协定万不承认。”不仅如此，即使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和高级将领亦对协定持反对态度。
5月25、28日，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冯玉祥等分别通电反对妥协。指出：“我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圈牢待牢，等一死耳”。＇蒋光鼐、蔡廷锴反对与日妥协通电，1933年5月25日。＇ “目下平津被围，察绥危殆，此时言和，等于投降”。＇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5月31日，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钩、郭泰祺、施肇基致电外交部，指出即使签订停战协定，日军以我“不能遵守”，随时可以进攻，“结果平、津仍不能保”。
6月2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在致国联等的电报中指出：停战协定“必须反对，……实际上已无异于投降条约”，“果予实行，必为今后流血之总因”。＇西南政务委员会力反对停战协定致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及苏联政府电，1933年6月2日。＇
社会舆论也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大公报》于6月1日发表《中日停战协定痛言》社评。在揭露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的性质之后，对国民党政府沉痛进言：“吾人以为政府与国民，时至今日，尽可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而当痛快承认失败，并求如何利用此次惨酷之教训，以谋求国家民族之复兴，”同日，《国闻周报》在《停战与华北前途》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杀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这是公正的历史结论。
战后许多外国学者对《塘沽协定》亦持批判态度。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评论说：“协定中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长城线以南的河北省东北部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对中国来讲，是卖国的协定。”＇［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76页。＇
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认为：“根据协定的规定，热河事实上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甫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5000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但不担负任何义务和责任。”＇〔美〕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文版，第699页。＇
美国女学者多罗西·博格在30年后重提这段史实，引用毕逊的话说，此协定等于授给了“日本以后侵略华北的特许状。”＇〔美〕多罗西·博格：11933～1938年的美国与远东危机》，马萨诸塞州剑桥，1964年版，第37页。＇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中、日双方还于7月上旬和11月上旬，先后分别就非武装区处理、铁路通车和停战善后事宜等问题在大连和北平举行了会谈。结果又是日方拿出方案强加于中方，中方只好忍气吞声接受，最后达成了《停战协定善后处理会谈》。这个《善后处理会谈》，实际上是《塘沽协定》的继续与发展，它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攫取华北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五节 察哈尔抗战和福建事变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国民党中的爱国之士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的甚至主张放弃反共立场，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一）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0年10月，冯玉洋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随后，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冯玉洋表示愿在中共帮助与合作下，举旗抗日。冯还同意在他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人便成了该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在政治上谋出路的愿望，毅然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冯玉祥复孔祥熙并告全国国民之梗电，1931年9月23日，《马电诠释》。＇ 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