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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不受日本侵犯，宁愿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妥协。在“七·七”事变之前，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外交大臣艾登就对中国代表团说过：“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页。＇
“七·七”事变后的10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又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意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的殖民地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打击。由于英国惧怕日本报复，所以主张同中日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力图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对抗的第一线。1938年5月3日，英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将中国沦陷区海关移交给日本的《中国海关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日本全面侵华，损害了美国的在华权益，但是美国为了保持对日贸易，避免日美矛盾激化，对日仍然实行绥靖政策。当中日双方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告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第1卷，牛津1938年版，第259页。＇
7月16日，赫尔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原则十六条”，无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区别，却要求中日双方为“世界和平”而“自我克制”。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禁止美国政府的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这项声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公平的，但在中国缺少船只和海岸线已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占便宜的是日本。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罗斯福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明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他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支持罗斯福的演说，指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罗斯福的演说和国务院的声明，立即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于是罗斯福又出来解释说：这个演说“不意味着放弃中立法”。随后，他又进一步宣布这个演说“没有考虑对日制裁”。无怪乎有人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性汽球”，吓唬一下日本而已。
美国不仅在政治上绥靖日本，而且在经济上给日本“输血”。从“七·六”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者，据日本工商省的统计，日本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是：1937年为33。6％，1938年为344％，仅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就达3500万桶。
对此，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日本派出士兵，而我们的性命在战争中却无危险，我们只把商品和原料运到日本，让他们用以作战，而我们则从中获得利润。”＇《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七·七”事变后，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绥靖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演得最为充分。
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国及英法政府递交备忘录。8月30日，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向国联控诉日本扩大侵华战争。9月12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大会提出申诉书，要求各国制裁日本。9月16日，国联决定将中国的申诉书提交给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项报告：
第一项报告，指出日本军队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
第二项报告建议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并提议国联明确表示从道义上支持中国，要求各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但无实际措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是英国代表提出的。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国，美国不能拒会。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戴维斯，既不希望“被推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愿落在后面变成“英国风筝上的尾巴”。＇〔美〕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1964年版，第406～407页。＇
英美两国，在会前既不愿意带头主持正义，更不愿在会上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是完全错误的”。＇〔英〕尼维尔·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7年版，第42页。＇ 这就给会议的成功投下了阴影。
11月3日，“九国公约”国中美英法和特约国苏联等19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开会。英美等国在会上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并由其外交大臣斯巴克主持会议。
会议中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援助。苏联代表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实行制裁。
但英、美、法等国都怕得罪日本，拒绝对日本采取行动。英国代表艾登重申，英国决不带头行动；法国代表德尔博斯担心制裁日本，会引起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戴维斯则认为，即使日本统治中国，美国也不值得与日本开战。
11月24日，历时3周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原则，并要求停止战争行动，但对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未敢指出，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日本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大失所望。中国代表顾维钧事后写道：
中国“是非常失望的，主要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能有任何作为，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日本，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和利益本应采取的。”＇《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6页。＇
布鲁塞尔会议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使日本摸到了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底牌，因而放胆扩大侵略。就在会议前后，日军攻占上海，逼近南京，在长江炸沉、炸伤美英军舰和炮艇各1艘，这是对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莫大讽刺。
三、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灭亡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由于德意与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其对中国初期抗战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七·七”事变前，德国虽然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政治联盟，但是它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仍较密切。“七·七”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失去它作为德国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使德国失掉在华经济利益，所以，在战争初期希恃勒不赞成日本的行动。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2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德国继续执行中德贸易协定，供给中国作战物资，德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服务，日本对德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给中国输送军人，甚至扬言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因此，希特勒决定一面继续履行中德贸易协定，攫取中国战略资源；一面命令驻华军事顾问下准参加前线作战，为尽量消弭中日战争而努力，其目的在于既不使中国赤化，又不失去日本。但是随着10月德英秘密谈判的中断和英德矛盾的加剧，希特勒为了对抗英美而作出了改善德日关系、加强两国联盟的决定。他宣布“在远东问题上，原则上赞成与日本合作的主张。”＇威廉·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43页。＇
11月18日，德国政府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推迟所有德中军人贸易及工业贸易谈判，并部分停止德中原订军火贸易合同的履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同月，德国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同时在演说中称：“德国为抵抗共产主义，始终认为要尊重日本为一种保障的力量”，“德意两国再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