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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及情绪、习惯几乎会贯穿于一生的所有表现中，人一生的行为必定会和他的生活样式协调一致（见阿德勒著《自卑与超越》第一、二章）。按这种观点，以曹操幼时的生活样式分析其一生的思想特点，看来是很适宜的。
“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第一回）有三件趣事，值得一叙。第一件事，操的叔父因操游荡无度，常在操父面前说操的坏话，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假装中风倒于地上，叔父惊告于其父，父急来看视，操却安然无恙，父问道： “叔父说你中风，现已好了吗？”操答道： “我从来没有此病，只是因为叔父不喜欢我，所以被诬枉。”父相信了儿子，至此，叔父再说起曹操的坏话，操父并不相信。第二件事，操少年时，得到很多人的高度评价。汝南许劭因能准确评价人物而知名，操前往见劭，问自己将是怎样的一个人，劭回答：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听到后很高兴。第三件事，操为洛阳北部尉时，一到任就在县城四门设置五色棒，无论什么人，只要犯禁就打。一次，中常侍骞硕的叔父犯禁，被操巡夜时捉住，以棒责打，于是没有人再敢犯禁，操威名大震。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曹操具有以下生活样式： 第一，坚持以法治众，不计较出身门第，按法赏罚；第二，胸有大志，喜欢与名人交往，喜欢自称英雄；第三，善于搞权谋，应变能力强。这些特点确实贯穿于操一生的思想性格及行为习惯中，也构成他领导行为的主要特色。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一部分》
法治亦有情
曹操的治军思想更多地属于法家思想体系。他在作战中常制定军法，监督众将实施，并且自己率先执行。
曹操曾派曹洪与徐晃增援潼关以拒马超，临行吩咐： “如十日内失了关隘，皆斩，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第五十八回）结果曹洪临阵不听劝阻，第九天失了潼关，几乎被曹操斩首。曹操领大军攻打袁术盘踞的寿春，他传令众将： “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斩！”（第十七回）两员裨将临阵退却，他亲斩于城下，大振军威，众将终于斩关落锁，夺取寿春。
曹操的儿子曹彰领兵出击乌桓时，临行前曹告诫他：“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法不徇情，尔宜深戒。”（第七十二回）能对自己的儿子以“法不徇情”相告诫，的确是难得的。事实上，曹操制定的军法，他能够率先执行。曹出兵攻张绣时，逢麦熟季节，沿路百姓见兵而逃，不敢刈麦，操告谕百姓，严申军法： “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第十七回）深得百姓欢迎。不想操乘马正行，田野中飞出一鸠，将所骑之马惊入麦田，踏坏了一大片麦子，操即叫来行军主簿，让处分自己的踏麦之罪，主簿问：“丞相岂可议罪？”操答道： “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于是拔剑就要自刎，众人急救免脱。当时还有人搬出“法不加于尊”的《春秋》古训说服曹操，操考虑良久，终于“割发权代首”，并让人以发传示三军，宣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全军无不凛遵军令。在这里，操拔剑欲自刎无疑是做样子给众人看的，但他作为示范教育，确是值得称赞的。第一，使全军知道了法纪的严肃性，培养了军队的法纪观念。第二，一反“法不加于尊”的儒家传统观念，表明在军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特殊人物。有人认为，“割发代首”是曹操的一次诈术，其实，我们的着眼点应该主要地放在这一行为的后果上，曹操作为三军统帅，他依靠法纪来实施自己的领导活动，自己违法而请求处分，这与他以法治众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即使不能严厉处分，亦希望有处分的表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高明之处。曹操敢以自己违纪受处分的事例作为全军法纪教育的活教材，单是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办到、都愿办到的。
曹操以法治众的领导方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赏罚观和用人观上，这两个方面将在后面专门讨论。这里要提出的是，他的思想有时儒法混杂。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追剿袁谭时，天气寒冷，河道结冻，粮船无法行动，曹操令当地百姓破冰拉船，许多百姓闻令逃跑，曹操准备捕获斩杀，但百姓听得此信后又亲往营中相投，曹对这些百姓讲： “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第三十三回）要按法令办事，就要斩杀这些百姓，要以仁义行事，就要保全这些百姓，法治和仁治发生冲突时，操以妥协的方式解决，让百姓逃往山中躲避。这样，他将百姓有意放于军法不可及的山中，保全了其性命。儒家思想所以能在社会上流传深广，原因之一是这种思想表面上富郭嘉像。
有人情味，易被人们在感情上接受。曹操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儒家的某些思想常能引起他的内心激荡。操在击败袁绍、夺取冀州后，曾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哭得非常悲哀。他向众官回忆描述了昔日与袁绍一同起兵时的情景，说袁绍当初对他说的话就像昨天说过的一样，“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第三十三回）。并向袁绍之妻赐以金帛粮米。
曹操的谋士郭嘉曾把曹操和袁绍作了比较，认为曹操在十个方面胜过袁绍，其中有两条是说： “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第十八回）。这两条确实表明了曹操以法治众的优越性，而儒家思想的渗入又使他增加了争取人心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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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用成绩说话
曹操主张论功行赏，不计贵贱，这是他以法治众思想的必然表现，也是他的领导活动卓有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曹操的奖赏观是具有丰富内容的。＇奇‘书‘网‘整。理提。供＇
首先，曹操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厚亲薄疏的原则。十八路诸侯伐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几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这时，平原县令刘备手下马弓手关羽阶下请战；袁术得知一弓手要去迎敌，竟要让人赶走关羽，还是曹操说了公道话： “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关羽片刻间提华雄头进帐，张飞鼓动诸侯乘势杀入关中，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道： “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与赶出帐去！”曹操仗义执言反驳说： “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第五回）袁术以“公等只重一县令，我当告退”相要挟，曹操暗使人送酒肉抚慰刘、关、张三人。在这里，关羽等三人因官职卑微，袁术竟然不愿给予立功的机会，立了大功又没有一句好言相慰，而曹操的态度则大相径庭，即使在特殊的情况下仍然以特殊的方法按功行赏。曹操在征张绣时败师于淯水，而他的心腹将领夏侯惇所领的青州兵劫掠乡民，操手下将军于禁即带领本部人马沿路剿杀青州兵，安抚乡民，青州兵回奔曹操，报告于禁造反，于禁见操后，未先辩解曲直，先立营寨做好抵御张绣追兵的准备，等击败追兵后，于禁才向操汇报剿杀青州兵及立寨前未及时辩解的原因，操当面表扬说： “将军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坚垒，任谤任劳，使反败为胜，虽古之名将，何以加兹！”（第十六回）并奖金器一副，封益寿亭侯，并责夏侯惇治军不严之过。夏侯惇原本是曹操的族弟，在和于禁的军队闹矛盾后，操公正地评判了双方的是非曲直，并无任何偏袒之心。淯水一战，曹操折了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及帐前都尉典韦。战役结束后，曹操亲自哭祭典韦，对诸将说： “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独号泣典韦也。”（第十六回）事实上，典韦勇力过人，武艺殊绝，是操手下的得力干将，是难得的人才。操回许都后，又对典韦立祀祭之，殊遇其子。次年曹操再征张绣，至淯水，触景生悲，忽于马上放声大哭，众将惊问其故，他答道：“吾思去年于此地折了吾大将典韦，不由不哭耳。”（第十八回）随即下令停军，大设祭筵，吊奠典韦之魂。操亲自烧香哭拜，全军为之感动，祭完典韦后，方祭侄儿及儿子。可见，操对他手下人的态度如何，取决于部下的功劳，而不是取决于部下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