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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叫他“张经理。”而整个张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胖子再也不做小本买卖了，他搬进了园林路附近的一幢别墅，后来在双塔附近又买了一幢别墅。
在张荣坤的弟弟阿三看来，哥哥张荣坤和嫂子张樱有着非同寻常的社交能力。在苏州结识了不少权贵之后，张氏夫妇的生意也逐渐做大，涉及到建材、外贸、金融等各个领域。但以上这些不过是小打小闹。张荣坤的真正发迹还是在他到了上海之后。尤其是他购买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入场券，并和余慧文打得火热之后。
二零零年，张荣坤进军上海，在上海浦东注册了一个“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三千万人民币，差不多是张荣坤当时的全部家当。但是从其工商注册材料上看，法定地址却是一家经营多年的蛋糕店，蛋糕店的老板也根本不知道他那里还注册过一个什么“沸点投资公司”。这显然是张荣坤玩的一个花招。
但是另一方面，张荣坤异乎寻常地热衷于慈善事业，却着实令人生疑。“沸点公司刚入驻上海不久就参加了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张荣坤代表公司出席，一次捐赠二百万元，一举成为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状元。73”那个时候，余慧文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开张不久，总共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余慧文也还没有定出一千万的门槛费，所以张荣坤一击成功，从此成了余慧文的入室之宾。
余慧文对于张荣坤的最大帮助，莫不过是将张荣坤介绍给了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这才引出来张荣坤平地发迹，社保案惊天动地的故事。［·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秦裕和祝均一】
陈良宇的秘书秦裕，作为陈良宇后期最贴身的人，可以说对陈良宇的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要超过陈良宇的老婆黄毅玲。
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生的秦裕是上海本地人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在黄浦区。他的妻子是他本科时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学，化学专业。一九八一年秦裕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专业学习，一九八五年被推荐本系读伦理学硕士。读完硕士后，秦裕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为他今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基础。
秦裕本人也算颇有才气，硕士毕业后曾在华东师范大学短暂地做过教师，教授伦理学，“讲课很有才气”。在华东师大任教期间，秦裕还翻译了美国女哲学家、伦理学家爱因·兰德的《新个体主义伦理观》一书，并于一九九三年出版问世74。
九十年代初，秦裕迎来了他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从一些高校挑选了一批博士生充实干部队伍，华东师大两个年轻的优秀教师被选中，秦裕是其中之一。一九九二年左右，秦裕从华东师大调入上海市政府，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到市政府后，别人对他的印象也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围绕市委的重点工作，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提出建议，较好地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思路清晰，条理清楚，有较强的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
据报道，秦裕于一九九五年四月起成为市委副书记陈良宇的秘书。当然，这位博士出身的秘书不仅仅是起到文案作用，倒是多少有点像古代的幕僚或者绍兴师爷，不仅协助陈良宇处理公务，也经常出谋划策，牵线搭桥。久而久之，秦裕在陈良宇那里说法非常管用。
秦裕由黄菊夫人余慧文介绍认识了张荣坤，既出于余慧文的牌头实在很硬，张荣坤又刻意结纳，出手大方，上来就送一套房子。因此秦裕和张荣坤迅速打成一片。张荣坤自称也是华东师大的硕士生，跟秦裕以师兄弟轮交情。秦裕虽然是个读书人，一点也没有勘破名利的意思，受了张荣坤老大的好处，因此不惜两肋插刀，为张荣坤介绍了一个上海滩的重要人物，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
有趣的是，这位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祝均一，本身并不是一位官僚，而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出身。一九五一年出生的祝均一系浙江省海宁人，也是在上海长大的正宗上海人，因此能进入陈良宇的小兄弟行列。他作为上海向明中学初中“老三届”毕业生，曾经在黑龙江的一个叫逊克的小县城插队。在那里他一呆就是十年，还与一位内蒙古海拉尔的姑娘相恋了七年，回到上海后不顾家人的反对与姑娘完婚。
回到上海后，祝均一被分配到所属的淮海路街道生产组，和里弄里的大妈大婶们一起剪塑料管子。但是精明能干的祝均一从街道生产组脱颖而出，将生产组改成了“上海卢湾区春雷电讯厂”，一时成为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一九八三年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春雷厂”就创造了年利润一百四十万人民币的“奇迹”。祝均一迅速在上海成为改革的旗帜性人物，出尽了风头，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接连而至。
祝均一本身是一个在管理上相当大胆的人，他力主多劳多得，坚决打破大锅饭。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至今仍被人记得，他选择在当时上海高档的上海宾馆和客户洽谈生意，四个小时花销七百元人民币做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起了广泛争议。
这样一个脑子活络，胆大包天的人物，如果继续领导企业，也许倒能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命运的安排却使他被上级看中，成了一名官僚。一九九六年，祝均一作为主管国企改革的市经委副主任兼任市劳动局局长；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市劳动局与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合并，四十七岁的祝均一担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他自称自己是技术专家类干部，把社保基金研究得很透75。
研究得很透，而且手下的社保年金中心拥有大量的资金。如果祝均一是个死板的官僚，也许并不在意，问题恰恰是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看着大量的资金放在那里而不能用来产生资金，就好像养猪的养着许多母猪而不能生下许多小猪一样，心痒难忍。当然，祝均一也不是傻瓜，一是他不敢把资金随便交给谁去生产新的资金；二是“老大”不点头，给他八个脑袋也不敢擅自动用社保基金；三是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放出去，当然他个人也要有好处。
就在他看着手中的大笔资金心痒难忍的时候，“小兄弟”秦裕介绍一位年轻的投资商张荣坤。这个看上去出手大方无比，一脸憨厚之相的年轻人，来头之大，让见过世面的祝均一也大吃一惊。因为张荣坤可以随时一个电话，搬来当时上海滩的第一夫人，市委书记黄菊的太太余慧文来助阵。
但是祝均一还是没有轻易相信张荣坤，而是先将张荣坤介绍给了一个死党，时任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的韩国璋。早在二零零一年，韩国璋和张荣坤联手，将上海机电控股（集团）公司的一块工业用地弄出来，倒手卖给了地产商。张荣坤露的这一手，使得祝均一大为钦佩。因此祝均一决心把社保基金中闲置的资金委托给张荣坤这个既有背景，又“靠得住”的小兄弟去财外生财，何况这位小兄弟十分拎得清，少不了有自家的好处。
第十九章 社保大案
诬陷徐匡迪当上市长】
陈良宇自从当上了主管规划、财政和金融的市委副书记之后，和黄菊之间配合默契，多次为江泽民争光露脸，因此已经成了上海帮的一员猛将。眼见着帮中兄弟逐个从上海出发，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朝中一品大员，因此陈良宇也几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信心十足。同时他也急于表现自己的政绩，完全按照纸上谈兵的规划，把上海搞得美轮美奂，以作为自己晋身的台阶。所谓“华山天险一条路”，大概也是指他自己的仕途而言。
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到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陈良宇几乎当了近十年的市委副书记。相比之下，他对自己始终熬不上市长或市委书记，十分着急。为此，他不惜与黄菊联手，诬陷前任市长徐匡迪。
对于上海的发展，好大喜功，不管老百姓死活的黄菊和陈良宇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很早就有严重的分歧。黄菊和陈良宇号称要在二十年内把上海建成金融、工商、港口、冶金、建筑、航天、汽车、造船、生物、石化、文化艺术、高科技等十二大国际中心。这种想法得到了江泽民和吴邦国的支持。因此黄菊和陈良宇都喜欢大开大合，大兴土木，将浦西的市中心老百姓硬性迁到浦东，为了目标不择手段。
徐匡迪反对从浦西迁移二百万人口到浦东建新住宅区，反对大兴土木建高楼、建超高建筑。他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