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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晒Γ堑�8集团军的先遣分队本来是有可能前出至平壤——库底一线的。库底是座落在东海岸的一个小镇，位于元山以南大约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范弗里特要我对定名为“棍棒行动”和“牧马者行动”的两个方案迅速定下决心。可是，几天之后，他决定放弃这两个方案，转面赞同另一个在美第9军作战地域内实施的、胃口和风险小得多的进攻方案。这次进攻定名为“突击队行动”，是于十月十三日批准并发起的。进攻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和频繁的反冲击同第2师在东部地区曾面临过的情况一模一样。
不过，我们还是于十月十九日进抵并夺取了此次进攻的目标，建立了“詹姆斯敦线”，亦即“堪萨斯线”的一块新添的突出部，并且解除了敌人对铁原——汉城铁路线的威胁。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可是，事实上，这些行动大大改善了我们的防御态势，同时也使当时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深感到，还是回到谈判桌上为好。
此后，战役重又变得比较平静。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份的阵亡人数较十月份下降一半左右，十二月份较十一月份又下降三分之二左右。
停战谈判恢复之后，我指示范弗里特采取积极的防御行动，允许他沿着战线的总走向夺取有利地形，但同时规定，进攻作战行动仅限于夺取对方的警戒阵地，而且投入的兵力至多不得超过一个师。由于谣传（总是靠不住）说共产党现在希望早日停火，因而作战行动就变成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和巡逻行动。双方现在都占领了成纵深配置的坚固防御阵地。哪一方都不愿发动全面进攻。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良好时机，可以着手解决一个长期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在南朝鲜，尤其在晋州西北的山区，有大量游击队在活动。共产党退却之后，游击队一直把晋州西北的山区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范弗里特把代号为“灭鼠者行动”的任务交给了指挥两个南朝鲜师的朴顺玉中将，旨在消除这一危险的隐患。截至一九五二年一月底，近两万名流寇（土匪和有组织的游击队）被击毙或俘虏，令人恼火的问题总算彻底获得解决。
范弗里特在此期间提交的若干份有限目标进攻计划，我都命令暂时搁置起来。停战谈判取得进展的种种迹象，促使我没有批准这些会使伤亡急剧增大而又不能赢得相应战果的作战计划（我曾向范弗里特的部属们征求过意见，他们对其中的大部分计划都不赞同）。
不过，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进行一次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中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显然是阻止敌人沿通向北方的铁路和公路进行补给。但是，事情变得很明白，我们的空军根本不能持续不断地进行那种为了炸毁敌人铁路并使之始终无法重新使用而必须实施的轰炸。尽管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干得极为出色，敌人还是在继续增强着自己的力量。韦兰将军和我终于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使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迫使敌人急剧增加其补给与弹药的消耗，则春季到来时，敌人就会处于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有利地位。
我方空军的作战行动，加上沿海地区海军战列舰和驱逐舰的舰炮火力，倒是至少使敌人未能取得火力上的优势。所以，这些行动即使谈不上削弱敌人的能力，起码也是抑制了敌人的能力。敌炮兵的实力一直在危险地增长着。
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对这种增长趋势加以抑制的重要性：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六月，落在我方的火炮和追击炮炮弹数量由二千三百发增加到大约六千八百余发。
但是，在我任职的最后这个冬季，当停战谈判还在拖拖拉拉地进行时，整个朝鲜半岛基本上处于一种相持状态。
所以，我这才有时间处理一些形势危急时没有顾得上处理的事情。
不过，还有一件十分紧急的工作我前面尚未提到。当我还在指挥第8集团军时，我曾收到过当时的美军第25师师长威廉·基恩少将慎重提出的一项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混合编组白人和黑人部队。和平时期在本宁堡工作期间，以及在朝鲜期间，基恩都曾有充分的机会观察了解黑人部队的情况。在朝鲜，全部由黑人编成的第24步兵团是他所指挥的一部分部队。这一建议与本人见解完全一致。
于是，我在一九五一年的三月中旬拟制了计划，以便取得麦克阿瑟将军的同意，立即着手混合编组的工作。当然，麦克阿瑟将军也得试探一下华盛顿的意思。由我指挥的美军第9步兵团和第15步兵团都编有一个黑人营。此外，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战斗部队和保障部队除军官之外全都由黑人编成。由于当时我们正忙于进行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因而，在我到总部任职之前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改编行动。那时，我曾有机会与当时主管作训的陆军助理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讨论过此事。他是以陆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的双重代表身份来东京作正式访问的。我对他说，如果我能得到上级批准，就准备将黑人部队彻底混编，首先从全部由黑人组成的最大的战斗部队第24步兵团以及分别隶属于第9和第15步兵团的两个步兵营开始。此后，我们可以把规模较小的全部由黑人组成的炮兵和装甲兵战斗部队拆散混编。最后，我们再如法炮制部署在朝鲜和日本的无数编制很小的补给勤务分队。与基恩将军一样，我深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部队具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所需具有的那种精神面貌：每个士兵都能不依赖他人而自立并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士兵都相信，较之周围的伙伴自己并不逊色，较之敌人则更胜一筹。
泰勒将军对此举深表同意，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是实行这种办法的绝好时刻，从此以后，它必将对整个正规陆军产生深远的影响。六月上旬，在国防部长马歇尔访问朝鲜和东京期间，我与他讨论了自己的计划。他将这份计划带回了华盛顿。计划终于获得批准。于是，我立即在自己的战区将其付诸实施。此后，美国陆军全部实行了这项早该实行的改革，并在提高士气上和国民的反应上达到了全部预期的效果。
由于战线趋于相对稳定，我和范弗里特还得以将精力转向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了我们好几个月，但由于在军事上多次出现危急的局面，我们被迫将这些问题搁置起来。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导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定，我们无法对这种领导彻底加以充实。现在，由于压力已经减轻，我们便可以着手实施一项全面的训练计划了。通过这个计划，可以造就出朝鲜人自己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又能把朝鲜士兵力训练得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优秀。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和为了巩固个人在政治上的地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争斗，使朝鲜军人的许多突出的优点荡然无存，以至于为了提高这些军人的素质，我们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各种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面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利益的。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在敌人的压力下，那些受到的“训练”百分之百是政治训练的指挥宫往往最先垮掉。他们自己的恐慌情绪又总是立即传染给下面的部队。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也未受过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急情况下本能地、积极地作出反应。
特别缺乏的是使用火炮的训练。火炮的广泛使用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以火力来弥补人力的不足。长期以来，远东司令部一直不赞同增加南朝鲜军队的炮兵部队。他们认为：朝鲜地形复杂，通过崎岖的道路和陡峭的山岭进行弹药补充极其困难，加之南朝鲜军队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火炮数量也不足，这些情况充分证明应该反对扩充南朝鲜炮兵。可是，随着战斗进程的放慢和武器装备补充的增加，我们便有了时间也有了装备来加强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实力。而且，我深深感到，南朝鲜部队必须拥有远程火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线上使师与师之间做到相互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