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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 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40天的准备，就可在百色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1930年2 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部队基础较差，敌我力量悬殊，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 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 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1931年1 月我军占领全州时，离开了队伍），供给部长是叶季壮同志（后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就在1929年12月11日，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周时，上自军长，下至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5 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5 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一7 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的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就教育了群众，从而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方面，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接受群众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群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