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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下不容易，法庭的用费以及训练一批精通法律的职业人才都得再三考虑。有了
以上的前提，则在经济上比较合适的安排，如唐宋之交“五代十国”时，南方比较
有效率的国家设施都不能经久。中国历史上的大帝国如汉如唐都是建立在粗线条的
基础之上。宋朝对货币的着眼较为前进，可是结果仍被比较落后的明代制度席卷。
清朝皇帝的优点和劣点已经摆在眼前，从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观点看来，他们等于
被邀请松解一个宪法上（此指不成文宪法，亦即基本的组织）的死结，他们文化程
度较低，至此反成长处。因为他们无牵挂，所以更能一视同仁。他们也更能心甘情
愿地学习，因之他们施政纲领有社会环境的支持，它总是重视最主要的事物，也注
意于满足人类最基本的要求。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
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在西欧和日本，以商业上的条理治国可以从组织中层发动，
商人可作有效的贡献，中国则需要将商业条理与组织加于成百上千的官僚或以亿万
计的农民头上。而社会的习惯又一向不注重民法，内中私人财产权有了君子不言利
的习惯，又用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教条阻塞正当的争辩，结果只有使真伪不分，
上下颠倒。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
也会悲痛惨切。［奇…书＋网//QiＳuu。cＯm］
社会经济方面的限制
现在我们可以再从1800年的立场重新检讨朝代循环说：乾隆的记录不如他说的
那么完美。一开始，他并没有接受一套完善的财政系统，有如最近的研究所发现。
也象和坤事件所显示，他生前有不少难为人言的事迹，当时仔细的遮羞，事后才逐
渐暴露。传统官僚主义的作风，真理总是由上至下，统计数字反映着上级的要求和
愿望。“十全老人”的“十全武功”主要是由汉人组成的“绿营”担当，他们曾遭
受严重的损失，只是没有对外公布。白莲教为一种秘密结会的组织已有多时，事实
上也在他御宇的最后数年内公开叛变。
与群众暴动密切相关的，是由于过去150年内部的和平和繁荣引起人口的激增。
迄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已接近或者远超过3亿。无可怀疑的，在满清前4个皇帝在
位期间，他们统辖的人口已经增加一倍。在这农业国家内，劳力即是资本，农业上
的剩余很难转移到其他方面去生利，只方便地用以支持人口。可能开拓的新耕地日
见稀少，这国家就不幸地落入马尔萨斯的“惨淡的科学”范畴里去。马氏的人口论
与法国大革命同时，只比乾隆去世日早了10年。
接近1800年。山西之票行已开始在各大城市设立分行。苏州和南京地区间，丝
织品的缎机据称数以万计。制盐业、铜矿和瓷业的制造雇佣了大量劳工。这些传闻
通常零星地载于各种资料之内，缺乏详细的记载陪衬，有时使现在的读者感到迷惑
和怀疑。实际上这些情形最多不过表现，迄至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仍有若干财
富单独集中的例子，为西方所无。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
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
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
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
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
而自愿参与。因此，症结不在于财产之多少，而是这财富如何才能交换而用于投资，
使它继续成长生利。及至今日为止，所有的国家有了如是一段的突破经验后，即发
觉其转变无可逆转。中国在1800年毫无与这程序接近的征象。所以将上述例外的情
形集合起来，而称中国已有了“资本主义之萌芽”实无意义，这等于说一个小孩子
不称他为小孩子，而勉强叫他为“预备成人”。
清朝实用主义的局限
清朝在学术上以“实用主义”著称，在1800年前，好几部伟大的小说已经出现。
可是这里所称实用主义只不过说当时的学者不效法宋儒之作形而上的揣想，也不学
明儒之接近于参禅以求顿悟。他们仍然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地思
索。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价值既已于官僚的经理管制结
不解缘，他们也就信而不疑。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过去学者若干的矫柔造作，可是
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和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肉眼之
所不能见。实用主义有何用场？还不是脱离一种思想系统以便制造另一种。象培根
和笛卡儿所发现，科学因长久的和坚持的“不相信”而产生。清代的实用主义者无
此彻底，他们也没有希腊科学家的程度，相信自然法规需要不断地展开（这种想法
日后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作用），且清朝的实用主义尚不能产生有如战国时代
“百家争鸣”的多元形态。
清代的小说也实有它们独特之处。他们将当时的生活状态以极悠闲的态度写出
微细之处，非其他文字所能勾画。可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这些小说仍为官僚
主义之下的产物。《红楼梦》带着唯美的色彩，过度地追怀过去，过于感情化，过
于女性味；《儒林外史》极端讽刺，却好象一部论文集。作者之愤怒和自我怜惜表
彰着他们生活范围之窄狭，他们的读者与爱慕者想必深切地了解而具同感。
我们是否把一个时代批判得过度？如果我们的目的只在叙述18世纪，那可以说
立论过于苛刻。要是不脱离18世纪的眼光，本来我们也可以循着欧洲的启蒙运动，
赞扬中国为社会上和谐的好榜样，或者像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一样，相信中国人总是
将注意力集中在要紧之处，再不然又可以学着当日的技工，欣赏着各种中国式（ch
inoiserie）的物品，从柚木桌椅上的镂空雕刻到几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绸
缎之精美。可是片面的优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机和危险。公元1800年距鸦片
战争只40年，那一天来临时，中国和满洲的士兵要用过时的梭标与大刀对付一群以
540尊火炮摆在16艘船舰之上渡海而来的敌人。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
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
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Root
of Madness）为题。
我们虽对18世纪中国有苛刻的批判，其用意无非说明此中确有“根源”，但无
“疯狂”。假使读者愿意追溯深远的话，则表面上看来不可思议的地方仍有其解说。
其根源出自地理，也出自历史。在那情形之下，1800年并不是一个分裂点，它是一
个适宜的基点，让我们稍做停留，瞻前顾后地反思一遍。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前言
17世纪以后，西方列强的势力正逐渐侵入亚洲，中国更成为列强竞逐的场所。
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使朝野部分有识之士体认到改
革的重要。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便是在这种危机与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形下、前仆后
继，犬牙交错。
今日有了150年的纵深，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的一串行动有可能和前人不同的看
法，虽说基本的事实并未变更。先说钦差大臣林则旭，他也可以算是采取了主动。
他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吁请英国自动停止鸦片贸易，抄写了约20份，见遇有任何欧
洲的船只西返，即给予一份，请代投递。可是他没有把英国纠集船舰即将远征中国
的消息放在心上。他以为英人之举动不过恫吓。他一方面查诣询华特尔（Emeric d
e Vattel）所著《国际公约》（Law of Nations），另一方面他又依着中国的官僚
习惯执法起来，将以前虽在书上见诸文字但始终无人注意的条文一时雷厉风行，照
字面上不打折扣．而且执行的办法仍是“集体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处置犯者时，
分门别类（例如视所有英国人为一个集团），只图适应官僚系统之方便，不顾对各
个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