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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这笔开销是值得的。”吕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脸色,插道:“朝廷养兵之费,每岁至少在五千万贯,多则六千万贯。其中大半耗费在陕西。若能平定西夏,则朝廷无复西顾之忧,大力裁兵,归兵为农,单一岁所节省之军费,便不止一两千万贯。此乃万世之功业。臣以为为大臣者,当目及长远,不可锱铢必较。”
“吕相公说得轻易。”司马光读出了吕惠卿话中的讽刺,立即反唇相讥,“休说战无必胜之事。便有必胜,治理西夏的开支,又岂能少了?无大军威慑,只怕军队前脚方走,立时便有变乱。在西夏驻军,转运之费,未必下于战争之费。要使群羌心服,谈何容易?只恐我大宋更无裁军之日。”他又转向皇帝,亢声说道:“陛下,臣不敏,亦知圣主当修德以徕远人。设使大宋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国强兵练,夏国与契丹又何敢犯境?纵有扰边,我击破不难。何必如此耗费根本,大兴兵戈,使天下之民,未见其利,先受其害?为子孙除害,立万世之功,此汉武之托辞,前汉衰败之由也。臣不才,待罪侍奉三朝,不敢不冒死直谏:真正的圣主,不是那些开疆拓土、耀武扬威之主,而是能让天下百姓丰衣足食,使外敌不敢冒犯之主。愿陛下三思之。”
身为户部尚书,皇帝与整个朝廷暗中对于伐夏的决心与所做的准备,司马光是非常清楚的。虽然明知道无法阻止整件事情的发生,但是他始终认为自己已当尽到自己的责任。为这个庞大的国家管理了几年的财政之后,司马光对自己的一些观念更加坚持,而另一些观念,却也同时发生也不易觉察的改变。他更加坚信,灵武、燕云,不应当成为宋朝的历史包袱,汉唐有汉唐的特征,但是大宋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他全力支持军队的改革,一只更有战斗力的军队,可以保障大宋的安全。但是,若有希望谋求与西夏、契丹的和平相处,便没有必要选择战争——毕竟,现在宋朝对西夏与契丹,都不必支付那耻辱性的“岁赐”了。他致力追求的大宋,是一个政府能力行节俭,人民能丰衣足食、享受教化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才是司马光理想中,不逊于三代之治的社会;这样的国家,只会让远方的蛮夷们羡慕向往,而绝不敢轻易侵犯,纵然受到侵犯,大宋也有能力给予有力的回击。冒着财政破产的危险,打一场必要性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战争,身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司马光更相信朝廷是被历史蒙住了双眼。
司马光也并不是一个完全回避的战争的书呆子。他的观念也在微妙的发生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转变。他其实并不是回避战争,而是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战争必须划算,主动发动的战争,它的风险要尽可能的可以控制。对于向南方、向海洋的扩张,司马光由最开始的疑虑,已经渐渐转变成默默地支持。身为户部尚书,他比旁人更敏锐地觉察到了海洋战争与大陆战争的区别。
但在这一点上,以整个大宋而论,司马光是孤独的。
皇帝的脸色变得阴霾起来。
吕惠卿有几分不屑地瞄了司马光一眼,“迂腐!”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然后朗声说道:“战争之胜负,陛下可问诸文枢使与吴兵部;微臣所敢保证者,是朝廷定可以筹集军费,以供前线之需。”
“卿有何良策?”赵顼喜动颜色。众人尽皆侧目。只有司马光微微哼了一声。
“朝廷今日之积蓄,足以支半年至一年之用。以今岁、明岁之岁入结余,再适当增发交钞,民不用加赋,而军费自足。”吕惠卿自信的说道。
“再增发交钞?!”冯京几乎被唬了一跳,“陛下,交钞无本,不得印发!否则后患无穷。”
“百姓焉知有本无本?”吕惠卿反问道,“只要朝廷继续允许以交钞交税,交钞与铜钱何异?战胜之后,以一年节省之军费,足以补上。”
冯京顿时无辞以对。
司马光心里明明知吕惠卿说的是歪理,但是亦苦于无辞反驳。犹豫了一下,终于决定不要自取其辱。虽然知道滥发交钞的祸害——这是有过一些先例的,但是司马光亦意识不到这样做究竟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文彦博只是怔了一下,与吴充对视了一眼。他们二人都绝非不懂民生财政的武人,亦知道增发交钞,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这至少要好过“因粮于敌”的夸夸其谈。大不了,废掉交钞便是,这样的先例亦并非没有。虽然不是善政,但亦算是一时权宜之计。如吕惠卿所言,若能隐瞒过去,亦未必不可能呢。
赵顼亦赞道:“只要处分得当,亦是奇谋。”
“陛下,故臣以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如何用兵,以何人为帅?”吕惠卿顺着皇帝的话说道,“只要能打赢,这些代价值得付出,困难亦可克服。但若不能称心如意,后果不堪设想。选将用兵,实是至关重要。”
吕惠卿抛出这个议题,所有人顿时都怔住了。计算军费开支,需要调拨之军队与役夫若干,如何用兵,何人负责粮草,何人负责转运,如何应对辽国……这等等事宜,的确是大家预料当中都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选帅”,却绝非是预定议题的内容之一。
虽然吕惠卿将选帅用兵绑在一起抛出来,但是在场之人,谁听不懂背后的含义?汴京流传的流言,立时浮上所有人的脑海——听说有不少大臣上疏,反对石越担任伐夏的主帅,却全都被皇帝压了下来。
崇政殿中沉默得有点尴尬。
这种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吕惠卿一向惯于揣摸上意,他说出这番话来,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皇帝的授意?但若是皇帝的意思。为什么传说中那些奏疏皇帝要将它们压下来?亦或者,这个流言的本身,便是一种小手段?
没有理清楚头绪之前,是不会有人轻率表态的。
不止一个人眼热伐夏军统帅的位置,但是,谁能比石越更有竞争力?
“伐夏之役,调动大军近二十万。其实不乏军中宿将、几朝勋臣。臣为国计,以为以石越为帅,未必能节制得了这些人。尤其是殿前司诸军,其统军之将,几乎个个都历事三朝,战功卓著,只恐内心不服。将帅不和,素是兵家大忌。故臣以为,朝廷当另遣元老重臣坐镇节制,以石越在陕西度支粮草便可。石越此人,臣素所深知,其为人谦退,有君子之风,亦不须忧其争功贪名,有二重臣和衷共济,何事不成?!”吕惠卿侃侃而论,他说的,绝不是什么好的理由,但却是十佳的借口。
“吕相公何不直说,以何人为帅更佳?”司马光语带讥讽地说道。朝中有名望的重臣,文彦博身为枢使,王韶卧病在床,眼见寿年便到,要找个有足够份量的人去与石越“和衷共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注一:薛奕在小说中,本字“子华”,这是阿越一直查不到他的字,而自己合他名之意取的。但今次无意中在薛奕故里莆田的网站中,查到他字“世显”。虽不知原始史料出自何处,姑从之。
注二:计算宋人口粮,一般以日食二升为准。阿越按,汉代丁男兵士日升六升至八升,东晋前期兵食七升,汉代一升为二百克,东晋一升为二百六十四克,则一般丁男兵士每日之口粮,当合约一千六百克左右为宜。宋代一升为七百五十九点六克,则正好约合二升。
每个人都在静静等待着吕惠卿说出他的人选。到熙宁十三年为止,大宋的政局在人事方面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段。仁宗朝那个黄金时代所诞生的第一流的人材,正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生命的终点。韩琦、曾公亮、蔡挺、陈升之这些名臣名相,相继去逝;老迈的张方平已经致仕;在军中素有威信、智勇双全的王韶正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连兵部尚书吴充,也因为兵部事务的烦琐劳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而显得心力交瘁,垂垂老矣——他已经数上辞章,虽然都被皇帝挽留,但兵部的事务,大多却都已是由郭逵在打理着。如今硕果仅存的,其实也只有文彦博、司马光寥寥数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耶元十一世纪,可以说是属于这些所谓的“庆历名臣”的;北宋一代几乎全部的辉煌、荣耀、遗憾、叹息,亦可以说是属于这些“庆历名臣”的!这些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他们留给后人想念不尽的繁华与光彩,亦留给后代扼腕叹息的遗憾。待到他们的生命之花凋谢,北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