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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还想提请皇上与诸位大臣注意，因为连续大规模用兵，兼之不断发行交钞，铜钱与交钞大量流行于民间，今年京师的米价，官价已经达到石米一贯，市价更高。既便是去岁大熟的湖广与两浙路，米价亦已达到石米七百，几乎与仁宗对元昊用兵时的米价相当。朝廷熙宁十一年军费耗费之巨，亦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物价上涨。如若朝廷决意在西北大举用兵，便以十万之兵计，一兵当三夫转运，则至少当有四十万人有赖供食。而陕西之兵，便已不止十万，臣以为一旦有事，至少须计算六十万人之粮供给，便以人日食二升计算，一年之支，至少需四百二十余万石。（注二）陕西虽薄有军蓄，最多亦只能勉强以当一岁之供给。而战事一兴，则不可期之骤胜，日后军资，皆需由他路转运，路途遥远，耗费更多。西夏打上两年，朝廷至少要耗费一千万石以上的米——一旦如此，则物价沸腾绝不可避免。以此计算，伐灭夏国，以臣之见，朝廷至少要预备一千万贯的军费，并且要尽量希望战争在一年内结束，最多不能拖过两年。”
司马光缓慢而又清晰地说出这些让人几乎无法反驳的数据。所有的人都明白司马光的潜台词：这场战争，一旦打起来，很可能会耗尽大宋的家底。如果能期以必胜，保证必能灭亡西夏，或者超过一千万贯的投入还有价值。但是战争是没有人可以打保票的，一旦失败，或者久战不定——特别后者，简直便是财政上的噩梦！
“除此之外，”司马光加强了音调，“我们最好还要祈祷上天，这两年不要再闹出什么大灾大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汴京每岁要从东南六路运米六百万石，而陕西还需要数百万石，每岁汴河能真正能运输的时间只有那几个月，汴河上的船只有限，运量亦受限制，能否同时保证陕西的军粮供应与汴京的粮食供应，这是极大的难题。而如何平抑淮浙一带的米价，更是大难题……臣愚钝，实不知伐夏之事，所得何足以偿所失？若将这一千万贯的军费，用于国内之建设，用之于学校，则可使上百万之孩童读书识字；用之于湖广开发，则朝廷不出数年，又得一大粮仓；用之于减税，则天下咸受此利！臣请陛下三思之。”
司马光可谓言辞恳切。从为天下理财的角度来看，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对与西夏的战争始终无法表示支持。在他与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看来，这种战争不仅没有意义，而且不能给人民与社稷带来任何好处，是典型的忘本逐末的做法。相反，对于薛奕统率的海船水军在海外的扩张，司马光等许多大臣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相比大宋朝要向西部与北部扩张所要遇到的阻力与付出代价而言，此时宋朝海船水军在凌牙门以东的海域，轻轻松松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且，更重要的是，谋求这种优势不仅不扰民，还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海外贸易的税收已经超过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便是最有说服力的说辞。
司马光已经隐约意识到，与其向西，向北，还不如向南，向南。
大宋在西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人民就必须忍受物价飞涨的痛苦。一个如宋朝这样的文明国家，与其它国家打传统的大陆战争，至少在短期内，是绝不可能赢利的。打仗就是以财富换安全。但是宋朝的海船水军若要在凌牙门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灭国之战，莫说汴京，但是两浙、广州的粮价，都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输了动摇不了国家的根本，赢了国家就能享受利益，或者这样的战争，更适合大宋。
但是，标榜为汉、唐的继承者，代表着华夏的正朔，大宋的君臣们，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目光从西夏与辽国身上移开。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存在，还代表着边境的威胁与不安全。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太祖皇帝的名言，大宋几乎是家喻户晓。忍气吞声这么久，好不容易有一个彻底扭转乾坤，一洗耻辱的时候，岂能轻易放弃？！
赵顼是为什么要变法图强？！
在皇帝赵顼的心中，还有更深的隐痛——这个伤疤尽管整个大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也从来没有人敢提起，但直到雪耻的那一天，它永远是宋朝任何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最耿耿于怀的耻辱。
大宋的太宗皇帝，是在与辽军的战斗中受伤，疽发崩驾的！
欲图契丹，当先灭西夏。
赵顼的决心不可动摇。祖宗的耻辱，必须用胜利来洗雪。
“卿不必多言。便是砸锅卖铁，朕亦要打赢这一仗！”皇帝如此向他最重要的臣子们如此宣布着，“汉唐故土，绝不能久染膻腥！”
“陛下英明！”崇政殿中，所有的臣子都拜了下去，高声附和着皇帝的豪情壮志。只有司马光屹然不动，目光平静从容地望着皇帝。
赵顼亦不以为意。他早已习惯他这些臣子的脾气。平心而论，赵顼称得上是史上少有的能优容大臣的君主。他将目光转向他的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们。
文彦博微微躬了下身子，沉声道：“陛下，枢密会议商议的结果，臣等已具表上呈。”
“朕已读过。”赵顼点点头，由年高德勋的军中宿将、元老们组成的枢密会议，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参谋机构，专门就军事方面的问题讨论，提出建议供皇帝参考决策。枢密会议对于伐夏有种种意见，但有一点却是统一的：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但是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在伐夏的问题上，内心却有点矛盾。他非常懂军事，但却并不是一个武人，而是一个名臣。所以，一方面，他有着与司马光同样的担忧，担心无法速战速决，久拖不下，使国家陷入泥潭；另一方面，曾经久历西事的文彦博，与枢密会议的那些元老宿将们一样，亦无法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
这样的机会，一百年间也只会有这么一次。
况且，文彦博也明白，宋军是有很大可能打赢这一仗的。宋朝为了这场战争，准备了许久了。熙宁十一年以来，陕西路通过种种手段陆续储存了四百多万石粮食，导致司马光所说的熙宁十二年两浙、湖广米价居高不下的原因，这亦是其中之一。这四百多石军粮，可供十余万军队，数十万丁夫半年至十个月之用（当年石越在赵顼面前，还是说了外行话，他大大低估了运输的耗费；而司马光亦低估了这个数字）。只要前期军粮有充足的保证，以宋军现在的战斗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种种准备，战争就大有希望。
仿佛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文彦博继续说道：“陛下已决心一战，抵定西北。臣等不敢不切实言之。以军费而论，臣以为一千万贯的开销是决然不够的。虽然大军在外，利在速战，但若期以一年必胜，只怕不切实际。臣以为，朝廷至少需要有打上两年的准备。除与西夏外，对契丹亦不可不防，开封黄河以北地区的堡寨，不能停工，与辽国接壤地区，尚须继续修葺城池，保持警戒，以防有不测之变。禁军之未整编部队，亦当加速整编——在西夏作战的军队，未必不需要援军。此外，每次胜利之后的犒赏费用，亦不能省。朝廷不能奢望着前线的将士们节省着打仗。”
无论如何，文彦博都必须先将困难指出来，做鸵鸟是打不赢战争。
“此外，至熙宁十二年为止，朝廷在延绥行营有步军四万二千、马军一万八百；环庆行营步军一万五千、马军九千；秦凤行营步军三万九千、马军一万二千六百；熙河行营步军一万二千、马军一千八百；长安以陕西内地驻军步军二万四千、马军三千六百。全部禁军合计步军十三万二千、马军三万七千八百。这还没有计算陕西路的厢军、蕃兵、沿边弓箭手的数量。西夏虽经屡败，兼之内乱，但控弦之士，附翼于梁氏者，亦不下二十万，其余各种势力，更不可不防。朝廷欲期以必胜，不能仅以西军之众伐灭人国。枢密院以为，河东路之飞武军第三军、飞骑军亦当参预伐夏之役。而自殿前司诸军中，当调遣拱圣军、骁骑军、宣武第一军、第二军、铁林军为助。再遣使招董毡助战，如此，方能保持对西夏之绝对优势。故此，在计算军费的时候，臣以为宁可高估一点。”
文彦博将兵力配置向众人一交底，司马光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一千万贯！他实在是远远低估了这个数字。这样规模的战争，一千万贯能支持一年之用，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是若能平定西夏，这笔开销是值得的。”吕惠卿看了一眼皇帝的脸色，插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