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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这人你认识——开什么玩笑，要骗我，也得说点儿可信的。
一般来说，大众的心理，多数如此。
突然间，隔壁的邻居，王二麻子真当选国家主席了。你会怎么样？
嫉妒、羡慕、欢欣鼓舞、蠢蠢欲动，王二麻子还不如我，我差啥呀？！
于是，全世界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当时就坐不住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镇压，镇压，坚决镇压。
说起来，马克思是牛人，列宁也是牛人。一个创造了两大理论体系之一，一个把理论变成现实，都是牛人。
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关注一件事的不同方面而已，但都过于强调片面，其实有很强的互补性。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这么好，社会主义功不可没。在外有强敌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不约而同的积极调和阶级矛盾，从这方面说，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对我来说，就很不幸了。中国与俄罗斯紧挨着，思想的传播，也很迅速。虽然说，在联省内部，倒不至于成规模出现“芦柴棒”之类的包身工。“土地村有”后，农民每年收入，都增加了很多。工资待遇太差，谁也不会去的。为了避免都到外省去招工，议会还通过了《劳动法》，限定了最低工资待遇和劳动保护等，包身工之类的，被列入非法。然，非法经营者，多多少少还是有的，比如，全部雇佣外省人的黑工厂。
而且，欧战开始后，物价上涨的很厉害。虽然粮食价格上涨的，没有日本那么夸张，却也涨了近一半。以大米为例，每斤都四分五厘了。在这种情况下，议会几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军政府也涨了薪金。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多少改善。但联省的民众，总算是吃穿不愁。其它地方，就差了很多，这种差距越向北越大。所以，这些思想，也就很流行。
作为一个统治者，我认为稳定压倒一切。就把“修《清史》”拿出来了，效果果然显著。
当然，我也有点儿私心在里面。随着我的推动，新文化运动好像提前开始了。这是一件好事，我却害怕矫枉过正了，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许多优秀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下来的。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把传统文化中不良的一面，推脱成满清对中华文化的篡改上。减少对民族自尊心的伤害，同时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信心，也多能够保留一点儿传统文化。
一个民族没有自尊心，没有自信心，是件很可悲的事情。看到有人言必西方如何如何，那么可笑的言行，却实在笑不出来。
然而，效果其实，确实，实实在在是过于显著了。
报纸杂志的辩论，就不说了。没有一份中文报纸，不刊登与此有关的内容。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事，惊呼“中国人都疯了！”
后来，芮恩施询问我时，我想了一会儿，给出了一个他能够理解的解释：“中国人祭祖，就像外国人做礼拜一样。祖先对中国人来说，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上帝……”
当时的文章很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孔夫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骂人不带脏字，作者记不得了，胡适？刘半农？陈独秀？反正不是鲁迅，因为该作者被其父亲打了一顿，几乎断绝父子关系——要不，我怎么印象深刻，这是当时的一大新闻^…^。
那时候，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在为我摇旗呐喊，我方自然大占上风。这件事，归根结底，是我们站在道义的至高点上。关于主义思想的讨论，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的注意力不在那里。对中国人来说，祖宗就是神灵。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前，我们常说“祖宗保佑！”
所以，主义什么的，都闪开吧！
总而言之，年轻一代都支持我方，《清史》列入狄夷，理所当然。但老一辈人，想的就多了。在这一时期，很多年轻人都因此挨过打，跪过祠堂。然，像这样的强制措施，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
于是，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无数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富豪高官，纷至沓来。车轮战果然是战无不胜的法宝，很快我就坚持不住了。来个人就跟我拽文，像我这样的国学半文盲，怎么受得了。很多人引章据典，但孔夫子最大，华夷之辨，也不是可以随便推翻的。便有许多人开始引用国外的典籍了，拜托，我是学工科的。我意志是坚定的，也没有坚持上一个星期，就免战牌高悬，闭门谢客了。
好在民主党内部工作做的好，没有发生内部矛盾，避免了我被两面夹击。民主党提出“父祖之事，存而不论，自有后人评说；团结一致，振兴中华，吾等奋力向前”，说白了，就是‘放下过去；展望未来’。后来，我匆匆忙忙把北方的事处理一下，就跑回安庆了。
我是总统，说不见，谁也没有办法。可国史馆的工作人员就不行了，来个人都是身份、地位、年龄、辈份等皆在其上的，或者有着种种关系的，由不得你不见。很多人想方设法，就是想让《清史》修不成。他们给修《清史》的工作人员，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有些人不得不宣布退出。这事，我也能理解。老爹寻死寻活，声称要与你断绝父子关系，多半我也会屈服。
当时，主持修《清史》的，是陈寅恪——他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注＇：陈寅恪老先生，此时此刻还在国外读书，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在这里让他提前出场了。
陈父本身就是清进士，更不要说先人了。陈父也很明理，没有责怪陈寅恪，却也很矛盾，自己倒没有什么，可这干系到祖宗，二百多年来的所有荣耀，全变成了耻辱，这怎么能够接受？
看着老父亲，叹息一天天多了，人也一天天瘦了，陈寅恪也动摇了，就来找我。
我一听也急了，别人跑了就跑了，再找就是，最多找八辈贫农，孤家寡人的人来干活。陈寅恪可不行，他是主笔，决定史书的质量。我可是要编一部信史的。
我就问他，“是不是还想编一部信史？当初的愿望，还记得否？”
陈寅恪眼泪都在眼圈里转，就把自己的为难之处，对我讲述了一遍。
我一听，也是，这是孝顺，放什么时候，也是美德，可《清史》怎么办？
我得想个办法，在地上走了几圈，办法突然有了。
于是，我就把想好的借口讲给了，陈寅恪一听之下，就高兴起来，连连称赞这个方法好。
接下来，陈父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再后来，退出的人又红着脸回来了，还有很多人拼命想加入其中。
一时间，修《清史》的国史馆，炙手可热。甚至有工作人员还收到了贿赂。
……
究竟什么办法如此好？
此事还要从孔夫子身上讲起。我想出的借口：“孔夫子笔削《春秋》，吾在此，可以……否则更为不堪。”
借口一出，谁与争锋？事遂谐。
这样的借口，不是别人想不出。而是一般人想到了，都不好意思说，就否定了。到后来，压力之大，我都退避三舍，还能想起此前否定的，就少了，多也不好意思用。现在，也顾不上许多，陈寅恪一用见效，流传甚广。
《安徽时报》在修史风波里，却看到了商机。立刻来人与修史馆联系，出了一笔巨资，购买其连载权。每有一章问世定稿，必在《安徽时报》上独家刊登，轰动一时，销量剧增。同时，《清史》也成为受关注程度最高的史书了。
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尽管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人们通过此事，再次树立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多年之后，陈寅恪又重写了《明史》。《明史》是有史以来，最不可信，编造谎言最厉害的一部史书。满清编造它，就是为了打击汉人的民族自尊心，以利统治。陈寅恪很希望，能够重新写一本。然，满清的文字狱实在可怕，销毁了无数的资料。陈寅恪就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精密考证，终于完成了这个不可能任务。
正文 第59章
在中国人的心中，什么事最缺德？
“踢寡妇门，刨绝户坟”——缺德带冒烟！
我在北平其间，就干了一把“刨绝户坟”的事。
1918年11月25日，我开始称病，谢绝访客。
同日，国防军在遵化市西北的山区，展开了一场军事演习，评估国防军新编部队的战斗力，以及在丘陵地区的作战能力。
同日，国防军某部，封锁了东陵，配合考古学家胡国华等打开了慈禧陵墓。
慈禧祸国殃民，慈禧陪葬品价值白银亿两，二者合一，活该慈禧倒霉！
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