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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这位先生了。对于日本出现针对中国人的暴行，中国驻日大使馆迅速作出反应，日本政府也很配合地制止了此类行为。同样受到攻击的，还有日本革命党人和朝鲜人，那就与我无关了。我趁此良机，迫使日本政府答应，限制学校中的“反中”言论。此前的日本政府，说是限制“反中”教育，却一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总以言论自由为由。这一回，日本政府不得不明令禁止某些教师的“反中”言论了。
同时，我在日本，广泛开展了“中日友好”、“中日亲善”之类的宣传活动。在大米袋子上，也印上类似的口号。这么些儿大米，总不能白捐不是？！
正文 第90章［全］
1928年的一天，我突然的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说“惊人”，也许不很准确，却是完完全全出乎我的意料，以至于我呛到了。
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研究，但这么多年下来，在妻的熏陶下，我也能品几分了。
那天，风和日丽，凉风习习，我泡了一壶大红袍——自从我学会品茶后，就不再送人大红袍了。然，我能喝到的时候，依然不多。
我正美的时候，听说这个消息，不由得呛了一下。
面对我的疑问，新任外交总长唐绍仪没有理会。
大红袍的价格昂贵——去年曾拍出了10万一两的天价，我喝着都肉痛。而且每年只出十一两，数量极其有限，就算是内阁成员也是很少喝到的。我学会喝茶后，又“小气多了”。除了严又陵，别人已经不能够从我这里拿到茶了。
唐绍仪先把杯子里的喝完，全然不顾我痛心疾首，又倒了一杯，才心满意足地回答我的疑问——“非法移民了？”
“是的，就是非法移民。
英国大使麻穆勒要求中国，加强对印支边界的管理，并对中国收容非法移民提出了抗议。
……”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缅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1044年形成统一国家后，经历了蒲甘、东坞和贡榜三个封建王朝。英国于1824－1885年间先后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并占领了缅甸，1886年英国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英国吞并缅甸后，开始向北推进。1891年，《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第4条规定，原属我国的野人山、江心坡为有争议地区。1897年，英国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南坎的管辖权。1911年，英军占领小江流域（即片马、岗房、古浪等地）；1926年，英军进占江心坡。
江心坡地区是位于云南高黎贡山之东，恩梅开江及迈立开江之间一个狭长地带。长约两千里，阔约五百里，其北起於西藏察隅县，南到缅甸尖高山。
1926年，正是苏联内战胜利，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英国人意图在中国对抗苏联的关键时刻，造成既成事实，派兵进占了江心坡。
但是，中国边防部队的反应，出乎意料地迅速。态度也意外的强硬，英人立足未稳，国防军在云南驻军的一个营，就已经进入这一地区。面对重机枪、迫击炮的试射，及十倍的国防军，英军很爽快地撤离了当地。因为事情很小，双方都没有见血，国内基本没有人知道。然，在中苏战争其间，云南驻军始终没有调动，未尝不是因为如此。
面对英国人的抗议，中国反而要求英国人撤离小江流域——这是无可争辩的中国领土。英国人自不会同意。后来，中国大胜苏军，此事也就销声匿迹了。中国为了维护中英间的“和平”，也没有过分紧逼。中英间的关系已经够差了，我无意于两面开战。
正因为印度支那（缅甸）有相当部分地区是从中国分离的，那里生活着很多汉族人，及其它少数民族。当地人与云南人关系千丝万缕，很多还是亲属。听说中国的种种政策后，便跑到中国来。
起初，数量不多，加之山高林密，也很难证实其确切国籍，就一律按中国人处理了。慢慢地，情况越来越严重，边境管理才严格起来。但是，这些人被抓住后，往往声称“自己是中国人”、“到那边（缅甸）是去走亲戚”。案件就被转交到法庭审理。
这就麻烦了。
一来很难证实该人，及其家人，不是生活在云南；二来南坎本来就是中国领土，“非法移民”声称，“自己是南坎人，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就复杂化了，只要找个不是很差的律师，这些人都会打赢官司，还会被发给正式的身份证明文件。故而，现在的“非法移民”会直接跑到边防部队那儿，然后等待领取身份证明……
我听到这里，不由得无语了。当初在美国，我们就是靠这一手，混进去的。现在，也算是自食其果了。
唐绍仪继续说，“……因为移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去年超过了三万人，所以，多数人都会选择，依《宅地法》移居到北方……”
我好奇地嘀咕了句，“他们有钱移民吗？”我只是随口问一句，没有希望得到回答，谁知唐绍仪还真回答了，
“缅甸盛产宝石和玉石，这些人通常会随身携带几块翡翠、宝石，钱自然不是问题……”
我更好奇了，“那他们为何不在缅甸生活，非要跑过来？”唐绍仪很不会做人，我都说的这么明确了，也不会表扬表扬我。
“在那里翡翠、玉石不值钱，英国人又横征暴掠，一块极品翡翠，通常也卖不到十分之一的价钱……”
唐绍仪是这一届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被任命为美国大使，打发出国了。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我最重视的国家，驻美大使也不比外交总长差多少，但名份上却实实在在的低一头。顾维钧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任命。
这一届内阁，是变动比较大的内阁。农林总长张骞岁数大了，卸任后继续作参议员；教育总长邓绳候、工商总长钱凤梧、国防总长陈士诚也换了人。国防总长是个文官，此后，国防总长不再由现役军官担任。
陈士诚卸任后，我私下召集了人员，精心策划、广泛宣传，全力支持……陈士诚当选为参议员。
“非法移民”，并没有一个妥善解决方案。唐绍仪满面遗憾的，告诉麻穆勒，“中国是个法治国家……”稍后，唐绍仪温文尔雅地说：“我们有能力，有义务，也有责任，关注中国侨民的生存状况……”
紧接着，“出于对中国公民的关注”，唐绍仪补全了中国在东南亚各国的使节，并提高了部分使节的级别。要知道，中国承认双国籍，华侨也是中国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个世界，也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中国人也搭上了这列黄金快车。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大发动机，一个是移民北方，一个是大规模基础建设。
如果说，中国的移民政策始终如一，基本不变。那么，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就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了。
从安徽军政府之初，我就一直大力投资基础建设，尤其是铁路、公路建设。到1919年为止，中国铁路约15000公里。其中，我就修建了一万公里。受欧战影响，这一过程不得不陷入低谷。否则，还要多一些儿。
其后，在欧战中大发横财的中国，在内战结束后，以更大规模开始投资。只是这一时期，由于战事的影响，政府修建的主要是铁路复线。1919年，中国铁路开工了5000公里，基本是以董氏为首的私人铁路。
在获得美日巨额贷款后，政府投资的规模前所未有。1920~1921共有12000多公里铁路开工，政府就占了七千多公里。但是，随之而来物价的上涨，进口增加，以及国内灾害，使我再次放缓了铁路建设。
从1922年起，政府每年只投资修二三千公里铁路。也就是说，除了必要的哈萨克铁路外，中国政府每年基本不再向铁路投入资金。我转而把资金大量投入到水利设施建设上。
1927年以后，政府就基本不投资修建铁路，也减少了对水利设施、公路设施、水电设施等基础建设投入。
1927年年初，中国政府的负债总额，累计超过了七十八亿元。请注意，这是净负债，而1918年中国还拥有债权18亿多。如今每年需要偿付的利息，就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