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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号召力。
李想忍不住瞪着赵凤昌道：“袁世凯有操莽之遗风，他在汲汲收揽兵权，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吾人决不能以无数鲜血，亿兆无量之牺牲，而供袁一人坐享之利，为富贵之资。”
赵凤昌冷笑道：“袁世凯就算是二皇帝，是活曹操，但只要他肯推翻满廷，他为什么就不可以做大总统？”
李想怎会对他客气，瞪着他微笑道：“推翻满廷，革命就算成功了？驱除鞑掳，中华就能恢复了？”
赵凤昌显是曾对这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嘲弄道：“今日中国落后不是满廷一手造成的？反满难道不是同盟会的革命方针？”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一再宣传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难道他们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么？当时革命党人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应该说，这既有历史的亦有现实的根源；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力量对比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一口号，实质上包含着对外反对*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对内反对封建压迫和种族歧视内容的战斗口号。因此，它能够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口号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把所包含的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
李想绝非理论家，革命所包含的内容更加无法明确地表达出来，不过这时势成骑虎，只能硬撑下去道：“中国的革命是既要进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又要反对外部的*侵略以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封建**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深渊无法自拔。今天我们的革命推翻了满廷这个旧的封建**，但是又推出袁世凯这个新的封建**，这根本就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嘛，还谈什么共和？为了这场革命，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我们同志流了那么多的血，做出那么多的牺牲，又算个什么？”
李想这番不算高明的理论，在二十一世纪可说人尽皆知，但对这时代的人来说，却是非常新颖震撼，使得孙中山、胡汉民等同盟会党人立时对他刮目相看。
孙中山和胡汉民都在心里做着反思：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叁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亟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所谓‘民国共和’则仅取得从来未有之名词而已。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向。
武昌起义后，不仅很多一般的革命党人，以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政府成立，汉人做了大总统，就算是革命成功了，就连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亦不能例外。
正是由于革命党人过分强调满汉对立，简单地宣传“排满”，这就使他们不仅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和军阀当作革命对象，反而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胞兄弟。所谓“论地位则为仇雠”，“论情谊则为兄弟”。只要他们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即可“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这种长期而反复的宣传，在革命党人和一般的民众中自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武昌起义后，许多人继续强调满汉矛盾，接受甚至拥戴清朝的督抚宣布独立，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结果。“举袁”方针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既为汉人，只要他站到“反满”的行列中来，他就可以“离仇雠之地位而复为兄弟”。从这一点来讲，提出只要袁反正即可举为大总统，不仅不足为怪，而且也是合乎逻辑的。
赵凤昌显然未想过这问题，一时语塞。
汪精卫虽是同盟会人物，但一来大家同是推“袁”人，知道这时候不能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孙中山估计上任大总统之后立刻撕毁和议，举旗北伐。他说道：“在兄弟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独裁。”
李想呆了一呆，暗忖自己总不能向他们解释袁世凯后来逼走唐绍仪，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最后宣告称帝……像汪精卫这样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就是他们把共和制度看得太理想了。
从南京派来欢迎孙中山的安徽代表王竹怀是个秀才，在李想发呆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插话的机会，立刻说道：“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故对于选黎元洪为都督也，视黎元洪虽无用，然鄂军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国民所公有，监督之，扶持之，虽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镇，于是亦随众人附和而赞同之。及后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报纸。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
安徽代表王竹怀秀才的这一段话很生动地表现出许多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毛zhu席就说过，这是幼稚病，得治！
赵凤昌算是缓过神，笑道：“今日吾国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占其多数，中心之惴惴莫释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虑。”接着向李想冷哼道：“李帅以为呢？”
促使革命党人形成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并确定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则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的干涉。他们看到*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国。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对*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又看不到能够抗拒*的力量，他们不但不敢提出反对*的口号，相反的，十分害怕*的干涉。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革命损害了*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早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严格执行了《对外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
李想想到这里，变得更加沉默。众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均以为他词穷，赵凤昌和汪精卫更是露出轻蔑之色。
李想心中苦笑，自己又不是雄辩家，也不是理论家。
广西马君武不屑地看了李想一眼，道：“克强也常说：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他又说道：“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
他们害怕革命会因*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这种害怕列强干涉的心理，不仅在一般的革命党人中存在着，即使革命的领袖也同样存在着。
当然，是袁世凯而不是其他的汉族大官僚为革命党人所拥戴，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袁为“中外所重”。黄兴在给袁世凯和汪精卫信中所说的“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并非全是客套话，而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袁世凯的形象，并非他后来成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而是一个在清廷中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这与袁世凯在清末积极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