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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会儿，那孩子转过头来，我终于可以看到她——她盘着一个和她年龄不太相配的高高的发髻，穿一身绿色的连衣裙，手里捏着一个在她看来稍许显大的NDS游戏机，很老乡的在玩着。孩子的鼻梁，几乎和他一摸一样！不知为何，她滴溜溜转动的眼珠叫我想起我幼年唯一的伙伴也是唯一的仇家——蓝图。蓝图要比她大几岁吧，不过在我模糊的记忆看来，她们的影响竟然几可重叠。我心中震惊无比，想起那个女孩曾恶毒地对我放言：
“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你是个私生女。”
她的表情、动作，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其实这些年我真的偶尔会想起她，想起她的成都话以及那句毒辣的“林果果是个妓女”。那女孩的性格若一直不改，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但和那些待我冷淡的路人相比，率性如她，早就得到了我的谅解。只是看到眼前这孩子的一瞬间，我竟然涌起一股报仇的冲动，想要将她从桌子上推倒下去。
我被自己忽然涌起的邪念吓到了，那个被我驯养多年的内心野性的自己猛地抬了头，这是另一种血液，来自我的母亲，命中注定，我无法回避。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带我去吃麦当劳？”那孩子忽然放下手中的游戏机，跳到晶晶的怀里，大声问道。
她搂住她，说：“快了，耐心点。”
我知道我该走了。事不宜迟，否则就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羡煞旁人。
我站起身来刚准备逃，却没想到被服务员叫道：“小姐，对不起才看见您——”
我一惊，目光竟不知不觉与她从不远处投射过来的目光相遇。我脸上表情一僵，赶紧低下头往门外迅速走去，还是能感到她的注视如针芒在背。我想她认出我来了，当然也许没有，因为我们从没面对面过，她对我的样子并不熟悉。但无论如何，我都像秘密被揭穿的小偷，或者说更像一个滑稽戏出纰漏的小丑一样，把包包抱紧在胸前，快步离开了茶社。
到了马路上，我开始奔跑，跑着跑着，我不得不想起童年的雅安，我苦命的奶奶，早逝的父母，狠心的小叔，还有一直没有断过的雅安的雨，我想起她接我走的那天，我们也便是这样的奔跑，我以为只要我迈开双腿，所有的悲伤就可以被抛在脑后，我的人生整个都会像新买的桌布一样崭新鲜艳。可是命运恼人，注定让我成为孤儿，颠沛流离，无所依傍，背井离乡，任人欺骗！我跑到路口才停下，六月末的深圳有着世界上最最毒辣的阳光，晒得我头皮发麻，伸手一摸脸，才发现全是泪。
我在怕什么？我到底伤心什么？我不知道。
嫉妒、怀疑、仇恨。。。。。。我继续所有的恶念，梳理全身的羽毛制成一把剑，最后戳中的只是我自己。
这场拖了这么久的命运之战，我已经选择成为一个落败者，因为它把我硬生生掐断的往事再次续接到我的面前，逼我承认，我只是个孤儿，只是个孤儿而已。在这个铁一般确凿的事实面前，我没有力气将那把剑刺向一个孩子。
除了离去，我别无他法。
我没有告诉阿南我去过深圳的事，事实上，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一趟心碎致死的旅程，只是一场属于我自己的孤独而残忍的独角戏，这辈子估计我都不会再告诉第二个人，包括他。
回到北京刚下飞机，他的电话就来了，很急的问我：“你在哪里？”
“有事吗？“我的声音冷漠的我自己听着都不真实。
“关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他愤怒的说，“你说我有事没事？”
“我很忙。”我说，“有什么事再说吧。”说完，我当机立断的挂了电话。
他再打来，我没再接。
电话没消停几分钟，又响了，我以为是他正准备关机，却看到是阿南——而等待我的居然是更坏的消息：夏花病危。
等我赶到医院时，夏花已经挪到重症监护病房，阿南一个人坐在病房外。
我俯下身，在饮水机旁边接了一杯水，递给他，他摇摇头，继续回到监护室外面的长椅上，坐着。
“怎么回事？”
“上次复查情况就不好，但她不肯住院。早上我刚买完早点回来，在收拾桌子，就听到洗手间里‘咚’的一声，进去一看发现她倒在马桶旁边。”
“医生怎么说？”我问。
“医生说这是停药太久的现象，”他说，“估计很早以前开始她每天早上洗澡的时候就把药冲进马桶里，谁都不晓得。”
“多早？”
“我盘算着应该是知道钱还回去以后，或者——”他说到这里，欲言又止。
抱歉的话，我们都无从说起，这一切只是因为，我们其实谁都没犯错。犯错的是命运吧，无端端把很多不甘不愿送到你面前，不管你能不能承受都得承受，多么悲哀！
我把头靠在阿南肩膀上，我们就这样在那个长椅上坐了一夜。他不知道这个夜晚对我说有多漫长，因为除了夏花的病，我满心想的都是那个人，那个孩子，那个叫晶晶的女人……他们幸福快乐就够了，或许我可以告诉他夏花已经重症入院，但我现在真的不想跟他说一句话，也不管他发来的威胁短信：“你要为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怕什么呢？
他真蠢，我一无所有了，我还怕什么呢？！
虽然从我认识他起，他就不停的欺骗我，但这次不同，那一幕，唤醒了我在记忆中沉睡的疼痛。他触碰到的，是连我都快忘记的雷区。就算我原谅他，我也没办法原谅我自己。而此时，阿南就坐在我身边，仰着头，闭着眼，他的痛苦和我的一样无边无际，我们谁也触碰不到谁的，只好这样互相依偎。
次日清晨，夏花醒来。阿南去找医生，我则留下来，坐在她身旁。
她的脸上又起了那样的红疹子，只是还处于萌芽阶段，两小颗，在左脸颊靠近颧骨的地方，不易察觉。
“让我照照镜子。”她说。
“有什么好照的？”我暴躁的说，“我又不是你，整天带着镜子，命都不要了要什么美！”
我发完脾气才惊觉自己的不应该，她却一点也不生气，忽然恶作剧似的从被子里掏出一面小小的镜子，显摆似的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跟护士借了的。”
端详着镜子中的自己，我以为她会发火，结果她只是盯着镜子中的自己看了几秒，就迅速的把小镜子扣在枕头下面，对我说：“马卓，我再求你一件事。”
“说吧。”我的心软下来。好像一夜之间，她就削光了自己所有的棱角，看起来这样虚弱。
“我不想死在医院，太难看。”我去捂她的嘴，结果她还是说了出来，“你们都是白痴，我不傻，我不怕死的，因为人活多久都是天定的。我只想死在他怀里，美美的死去。”
“胡说八道！”我呵斥她，她嘻嘻笑。
阿南推门而入，脸上神色灰白，我已经明白了一大半。
“我们回家。”阿南说，“家里舒服。”
“回家喽。”夏花勾着阿南的脖子，荡着裸露的双脚，跟病房里其他病友打招呼：“我们天上见！”
幸好无人和她计较，只当她是个疯子吧。
回到家，阿南就叫我给毒药打个电话，让他赶紧来过北京。我思考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决定打，他却没接我的电话，第二天，他竟然关机了，我给他发了短信，他也没回。对夏花的生死，他好像根本也无所谓。
我想起他以前曾经说过，如果我不接他的电话，他就会消失不见，让我永远找不着他。又也许他大概从晶晶那里听说了我去深圳的事，连哄我都嫌费力气。既然他不提，我又有什么可质问的呢？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一南一北，第一次如此默契的，没有一句争吵就进入了冷战状态。
而夏花的病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算是真正进入危险期，病魔终于开始施展威力，我也算是见识到了这个病的厉害。
她变得一点也不能见光，阿南买回厚厚的遮光布，把她整个屋子都糊得密密实实，像个严丝合缝的纸盒子。接着是持续的发烧，吃下去的东西会吐出来，烧厉害了就满嘴胡话，偶尔醒着的时候，她只会说一句话。
“疼，阿南……”
她几乎没有办法说出什么完整的句子，也没有力气再说。不知道哪天飞进去一只苍蝇，叮在她的脸上，她有感觉，但实在没力气驱赶，就呜呜的哭。
她再也不是那个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的夏花，在疼痛面前，她无条件的缴械了。
疼的挨不过去的时候，阿南替她打止痛针。一天一针，有时候实在挨不过，就是两针。一天中只有打完针那两个小时，夏花是安静的，她熟睡，呼吸变得匀称，有时还会出一身汗。
那几天，阿南都快把他一辈子的烟都抽完了。
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