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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姨把我们两人唤到身边，一边一个地放到床上，对华祺说：“小祺，以后菊姨就住在小祺家里了，小祺高兴吗？”华祺显得有些茫茫然地点点头，他不知道这样的一种形式让菊姨留在家里究竟饱含的是怎么样的意义；原本对菊姨的欢喜因此便掺了些不知名的惶惑。
“高兴。”华祺略微机械地回答。菊姨微微一笑，把华祺抱在腿上，说：“那么以后小祺就不要叫我菊姨，叫我妈妈，小祺愿意吗？”华祺没有回答，却朝我的脸上看过来。那一眼，当我后来再想起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时的华祺是在向我寻求一种解答，一种经验式的解答。“妈妈”，对于一个从来不曾有过母亲的孩子来说，他不知道“妈妈”究竟该是什么模样。
华祺对菊姨点了点头表示愿意，却没能喊出这个既令他渴望却也让他害怕的称呼。十九年，华祺都没能向菊姨喊出这个在他心里显得太过神圣的称呼。
迎亲婚礼上，屋外的村友都进了屋来，那些淘气的小孩便也一起拥了进来。他们跑到菊姨的门口，看见华祺正坐在菊姨的身上，互相挤眉弄眼地向我们呼道：“瘸脚妈妈，瘸脚后妈，华祺找了个瘸脚阿妈……”
华祺怔怔地看着他们，再转回脸来望向菊姨时，菊姨的脸变得很红。我跳下床，跑到门口对着他们大喊一声“坏蛋”，重重地把房间门给关上了。
菊姨在房里偷偷地掉了一滴眼泪，几年以后华祺告诉我，就是因为这滴眼泪，他从此走上了和我们别的小孩不一样的道路。是不是它的承载力太大，华祺从未觉得这个突然闯进他生活的后妈给了他多少心理的重担，只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善良，华祺无法从对别人情感的负荷里超脱出来。
如今想来，一个人的生或死绝不是单纯的躯体的降临或消灭。在华祺年幼的情感世界中必定是有着当时秀姨离开之际寄与在他身上的一份力量，这力量使华祺整个的一生都充满了爱的使命。而他最后留下的，却仅只是一段我永远追之不及的短暂记忆。
上学的第一天
菊姨嫁给华叔以后，华叔和华妈的生活负担轻了许多。每天早上，华妈已不用在凌晨极早的时间起床去准备早饭（华叔离开的那一年里，华妈因为不能下地种田，便在自己家门前的村道上搭了一个凉棚每天早上卖早饭，村友们都很是同情华妈便将华妈的早饭小店撑了起来。以后华叔回来，小店依然每天为村友提供早饭），有了菊姨做自己的帮手，华妈便能夜夜睡个安稳觉了。
在天气十分清朗又舒适的夏天未亮清晨，丝丝云雾萦绕天边；一习微风吹过的时候，还能带来田野丛里木叶的清香。露水凝在油绿的嫩草尖上随风摇曳，宛如与人们微笑招呼的那般可爱。华叔沉浸在重又回来的美好生活中，专致细心地培育出了几种新的蔬菜品种。
华祺虽然变得比以前开朗爱笑了，可是很少再出来和我们村里的小孩一起玩。他会常常到奶奶的店里去看奶奶和菊姨，时不时还能乖乖地帮她们俩扫扫地搬搬凳子；到了中午小店关门，华祺便掺着奶奶或菊姨回来吃饭。有的时候，因为奶奶菊姨来不及到菜场买些好吃的荤腥食物回来，桌上便只有一桌子的绿色蔬菜。菊姨担心年纪幼小的华祺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补充，后来就在屋子后的空地里圈出一个鸡窝买些鸡鸭回来养着。
那一年年底临近除夕的一天，我家和华家聚在一起准备除夕新年的团圆饭。那天有些冷，太阳却是很好，暖暖的照在身上温温柔柔；空气中闪着光点的飞尘还带着些阳光温暖的味道。我和华祺在屋外的空地上玩着石头剪刀布的跳跃游戏，耳边传来一阵阵屋里大人们的欢声笑语。我们觉得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跟着我们一起跳动。
吃饭时，我们围坐在屋里的大圆桌上。菊姨坐在华祺身边，脸红润润的，露着一抹好看却带着些羞涩的笑容。妈妈问华祺：“小祺喜欢弟弟还是妹妹？”华祺说：“我喜欢佳佳妹妹。”大家都忍不住笑了。妈妈又问：“除了佳佳，小祺就不想要别的弟弟妹妹了吗？”华祺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笑他，想一想说：“想。”妈妈说：“那么让你妈妈给你生一个好吗？”华祺睁着一双纯真的大眼睛看着妈妈，懵懵懂懂地点点头。大家又笑了。
第二年，菊姨生下了一个女孩，华叔给她取名叫华小叶。就在华小叶出生后不久，华妈被诊断出来得了糖尿病，从此，家中的一切家务都落到了菊姨身上，五岁的华祺也就成了菊姨最得力的助手。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五岁的小孩除非是在城里有关系的委托，否则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没有幼儿园可上的。
我的爸爸因为长期在城里做工，我是可以去读幼儿园的，可是我没有去。其中的原因，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幼儿园对当时的小孩来说本就是可有可无消磨时光的地方，另一方面或许也是由于华祺离不开家，我也不愿意得到一个不能和华祺分享的东西。小时候的我并不懂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关怀，我之所以对华祺有那样的依恋不舍之感，大约只是出于我对华祺自小生活的体验；他的乖巧懂事，甚至是那一份在别人眼里不争的“懦弱”仿佛像一把钥匙渐渐开启了我心中一些懵懂的人生领悟。而让我舍不得离开的，正是这一种从他内心散发出来的真挚感动。
菊姨每早要去饭铺开店，到了瓜果蔬菜成熟上市的时候，她又要日日地骑着小三轮到菜市去卖菜。华叔见她太辛苦，便要求把早饭铺关了回来照顾华妈和小叶，种菜卖菜的事就全全地交给他来做。然而菊姨终究是没有答应，一个早饭铺的月收入尽管不多，但考虑到两年以后华祺要上学，将来小叶也要上学的费用，能多积累一些家用总是有用得着的。于是，日子便这样地延续了下来。
到了我们上小学的那一年，我和华祺报了村里的学校并且被分在了一个班级。我们的学校不大，一个年级就两个班，每个班三十来个同学，大多都是来自我们村的，所以即使是在上学的第一天，同学们也不会感到陌生和害怕。班主任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戴着一副眼镜，上课的时候会很严肃，下了课就像邻家的大姐姐一样和我们一起交谈玩耍。我还记得上学第一天那个早晨，我和华祺背着书包在大人的带领下来到学校，一进门便看到校门口里正对着的那个大操场，一个高高的讲台立在操场的正前方，讲台的墙面上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红字。讲台的两侧便是植了许多小树丛的花坛。
第一天离开家上学的我们可高兴了。我们各自坐在自己爸爸的自行车上来到学校，一到门口下了车便在其他小朋友和家长的拥挤里走脱了爸爸和华叔，手牵手地就往学校里面跑去。我们不知道自己上课的教室在哪里，只是从教学楼的一层跑到另一层，又从一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看着教室里那些比我们都长得高长得有大人样的小孩端端正正地坐在位置上听老师的教导，心里盼望着能快快地和他们长得一样。当我们从三楼再转回到一楼时，爸爸和华叔正焦急地寻找我们；他们看见我们回来，一生气就过来给了我们一人一个脑栗子。
走到一楼的一年二班教室，同学们都已经各归各位地坐好了，爸爸和华叔向黑板讲台前的女老师点头致歉才把我们送到了最后一排剩下的那张桌子。这一天的开学典礼，我们整个学校所有的同学都列队站在操场上认真地听校长爷爷和其他几个老师对我们的教导。这是我最初的上学的记忆，一切都还是那么清晰，仿佛只是昨日历历在目。我想如果华祺还在的话，他一定也能记得当初那个初秋的早晨，我们是怎样地从一个无知的儿童变成了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学生，我们又是怎样地在高年级大哥哥大姐姐的演说词里感染到了那一份学校的温情和关怀。因为有着华祺和我曾经一起分享过的这些温情和关怀，我便无法不去深爱，不去怀念这所如今已经不再存在了的小学。
刚踏入小学一年级的我们没有任何特点可以得到老师的关注，华祺和我，只是班里两名普普通通的学生。组长，班长，或是队长，都不过是几个与我们无关无缘的名词。
参加歌唱班
第一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和华祺一起得了双百分。班里得双百分的同学有好几个，我的成绩并不是最出色的，可是到了期末开家长会的那个白天，老师却把我一个人叫到了办公室。我走进老师办公室，当时办公室里除了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以外还有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