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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明星们，往往敢于做回自己，所以有些小报上会出现他们化妆前和化妆后的形象对照，也有报道他们我行我素的言行。这反过来也传给我们一条信息，就像Vanessa Williams，她已经不需要在公众面前掩饰什么了，她就是她！
再说生下来第一天就成了名人的前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儿子，美国人心目中的王子——小约翰·肯尼迪。他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出生在白宫的总统的儿子。他的父亲被暗杀时，他还差三天才满三周岁。在给他父亲送葬的队伍里，他的一个敬礼，让美国人对他痛惜怜爱。从此，他有了个昵称叫JohnJohn。JohnJohn不是在他父亲的呵护下成长的，而是在美国人的心中长大的。好莱坞明星们往往需要精彩的表演，歌星需用完善的歌舞才能被媒体注目。而他只需轻轻的一声“呼吸”，便上了头条新闻。从他出生不久吃第一口婴儿食品、掉第一颗牙齿、读哪一所中小学、考律师执照和谈恋爱的成与败，到可以继承他父母多少钱的遗产和如何逃到老家去秘密结婚，没有一丁点儿的隐私可言。他“挣扎”着想摆脱名人身份，做一个普通人。他大学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当助手；为了政治抱负办杂志；他经常骑车上下班，和普通人一样在中央公园里溜双轮或晨跑；纽约人随时都有可能和他不期而遇。美国人喜欢他，纽约人爱他，是为他的不张扬，不狂妄。人们越喜欢他，媒体就越爱报道他，他也就越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为逃离人世间的喧闹，他热衷翱翔于天空，去追寻、享受优游于蓝天白云间的自由自在和宁静。当他的飞机失事后，CNN接连几天追踪报道他，所有传媒纪念他的文章连篇累牍，令全国都沉浸在一片哀悼声中。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他的名人身份感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
人啊，往往都爱追求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所谓这山望着那山高。名人为了做普通人而煞费苦心，比如小约翰·肯尼迪。普通人却羡慕名人们的闪光耀眼，比如思进和我。上帝对人总是公平的。名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所关注，就缺乏了隐私和相对的自由，由名带来的利有时是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价。普通人不为名所累，少了许多利，却拥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自由。
普通人也好，名人也罢，平平凡凡轰轰烈烈地生活过程中，保持一颗平和的心，认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才不至于在喧哗的人世间迷失方向，做回自己！
后记（1）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上央视做客／思进／
十多天前收到一封电邮，我打开一看，是中央电视台白杉小姐写来的。她是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节目的策划，她说从网络上读到不少我写的文章，看到我9。11死里逃生的经历，和这一事件对我人生观带来的改变；特别是得知我根据自己闯荡北美十五六年来的人生经历，写出了纪实小说《闯荡北美》及准备搬上荧幕。说他们节目想在今年911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对我做一个专访，邀请我到北京的演播现场做客。
我在纽约，尽管我今年的假期没休完，还剩十五天，可真是不凑巧，八月底我所在的银行
证券部刚通过一个立项，开发一个全球规模的证券分析交易新系统，这个大项目九月份就要上马，我作为该项目的骨干人员，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繁重，在这个节骨眼儿是跑不开的。因此我回了封电邮，将我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对白杉细述，对不能如愿表示遗憾！并告诉她，正好美国中文电视台前两天拍了个对我采访的短片，建议她借用这个短片制作这期节目。
第二天，她的电邮又来了，说我的建议很好，不过因为采访的视角以及节目形态不同，他们还是决定对我进行一次专访，他们可以用电话连线、卫星传送的方法实现北京和纽约之间的对话：就是让主持人在北京的演播室通过电话与我进行访谈，在纽约方面，他们联系央视驻美国记者站的首席记者屈小平对我进行同步拍摄。那就只需我请一天假了。节目做完后我才得知，这个方法对我来说是简便了，可是却让他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与金钱，我出现于荧幕前的短短的二十分钟，幕后的工作量却大得惊人，从中体会到一档成功的节目背后，凝聚的是电视从业人员的汗水和辛劳。
就先说节目策划白杉吧。她先是制定录制方案。考虑到我在9。11死里逃生这样的题材，属伤感叙事型，即软性的题材，由女主持人来做比较合适，决定由董倩来主持。而我正好在前几天看了她那期《歌唱演员丛飞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对她也并不陌生。最后，由我、主持人董倩和中科院的国际问题专家殷罡老师出现在观众朋友面前的一问一答，就是最终的定稿。
白杉还要将录制好的节目，剪辑、配音乐、录话外音等等。直到临播出的当天中午，白杉还打电话向我确定了几个小细节，那已是我这儿的纽约时间半夜十二点多了。纽约和北京时差12个小时，上班时，我只有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才能对外通电话，这就是北京的半夜；而我只能到下班后回到家里才能进入“私人”的电子邮箱及用MSN和白杉对话。为了配合我，她几乎一周日夜颠倒。
到了录制演播室的时候，这个过程，也是我在纽约由屈小平录像的过程，是我们这里上午十点，却是北京时间晚上的十点。事后据白杉对我说，那天我们的节目是董倩录制的第三场演播室了。她下午录了《东方时空》，晚上20：00到22：00录的是《新闻会客厅》的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一期节目，而22：00到24：00则是录我们这一期节目。起初白杉在和她打电话的时候，还担心她会吃不消，董倩说：“习惯了，一点事都没有。”在录制演播室前，因为我们是连线，设备调了半个多小时，董倩一直在休息室先与殷罡老师和电话这头的我聊天，一点怨言都没有。到最后节目录制完，已经是晚上的十二点多了，那还是在相当顺利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董倩和殷老师是在北京时间晚上零点之后才回的家，而他们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他们的敬业和谦和让人印象深刻。
在美国中文电视台的演播室墙上，挂着江泽民和李鹏访问美国时给他们提的字。在纽约录像之前，他们一个工作人员和我开玩笑说：“知道吗？你坐的这张椅子，是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接受我们‘中文电视’采访时，曾经坐过的。”他原意是想让我放松放松，不料我听了之后便更紧张了，在刚开始录制时，连说一声：“董倩你好，殷罡老师你好！”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声音在嗓门里颤了好几颤，才发出来。大概是因为激动吧，感觉上仿佛回到了祖国。毕竟又是整整四年没有回去过了，小小的演播室，仿佛变成了我传递思乡情绪的平台。俗语：近乡情怯啊！
节目录得很顺利，我这方面是一次通过，除了一开始稍稍的紧张外，不一会儿就平静了下来。第二天下班回家我收到了屈小平的电邮，他让我放心，说他看了录制效果，很好，很到位，已经用卫星传送到了央视。后来白杉才告诉我，单单把录像素材从美国传送到北京，就花了两个多小时！而且传送过来时候正是北京的半夜。
从这个节目中最受益的，是我在国内的亲人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的亲人们通过这套节目，见到了久违了四年的我。可能他们还不知道，9月11日晚上十点正，当他们在电视荧屏上，看着我回忆逃生经过的时候，这边纽约的电视屏幕里，却在念着那天突然逝去的一个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每到这一天，我太太小玲的心情是最复杂的，她一方面庆幸我的幸运，也庆幸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