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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的心便会高高悬起，仿佛人家中了奖，而自己只能眼巴巴地旁观。
“海鳖”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回去吧，我们要做“海龟”！海归呀，已经成为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挥之不去的梦……
想当年，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里，在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国度里，西方是我们梦中的天堂。多少学子拼命地追求着那条通往天堂的路。在美国、加拿大，很多朋友都曾与我探讨过当初为什么要出国。那时候，人们为了出国，拼命地嫁出去、派出去、带出去、走出去。可现在，那些好不容易出来的人都叫嚷着要回去！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现在这么多‘海鳖’想回国，当初又何必要出国呢？”朋友问。于是引出了出国与不出国的区别的话题。
“出国与不出国当然有很大区别，出国是有很多收获的。”我说。
出国排在首位的应该就是眼界的开阔、视野的拓展。出国后发现，原来自己过去对国外的了解是那么有限。
出国后，对美国、加拿大的现代化，物质上的富庶没有感到惊诧（相反，我最初倒是最奇怪这里怎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西方”，那样“资本主义”）。但是，这里的很多软件类的东西，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人们的价值观、集体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各个民族所经历过的历史路程，乃至全球的变化多端的心态、思潮和格局，所有这些都是我不置身其中就难以领会得到的。
在这里，由于资讯的全面，对世界其他文化的认识不见得就是最正确的，但起码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甚至全方位出发的，有时也是更直接更快速更丰富的。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了一个反观的再认识，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学识不够渊博、思想不够成熟的人来说，很重要。
我
留学美国的感受，很有点像1979年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受。当时我想：“噢，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后，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这么活着！”
这里，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假如要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就如同两小儿辩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们讲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正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那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是最好的，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好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许许多多东西中，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他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他社会的一切。有时，他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9年后，当在几十年的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庸之道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现代辩证方法。细究起来，这不过是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两种不同的判断和取舍方式。“为体”的“中学”，不但是决定“西学”有用无用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
美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和平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民主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使美国人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仿效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而很少意识到美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子，并很可能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例子。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自由”的学术观中和“客观”的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
美国人需要像中国人在“文革”后那样深刻地反思。当年越战的失败，曾给美国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机会，可惜这次反思进行得显然不够深刻。911事件让美国对自己的国际政策应该有所反省。
基于绝对的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作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是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把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有一次野餐，朋友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那个朋友问美国教授，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绝对的“对错”意识。美国教授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后，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美国认为自己唯一正确，这显然是不对的。”
也许，倒转去十年或十五年，对绝大多数旅美华人和留美中国学子来说，回去，还是留下，并不是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在各方面都大幅度落后于美国，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差异都相当大，只要有可能，谁都会想办法留在美国。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中国和美国有了可比性，“海鳖”们有了选择的余地，是否做“海龟”？什么时候归？他们在等待最佳时机！
“诱惑”／思进／
我回到了出生、成长和工作过的地方——上海。在这里我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在这里我工作多年；在这里我跟小玲结婚成家，也是在这里，我顺利地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上海的变化真大呀！到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都认不出来了。浦东崛起了
东方明珠高塔、财富论坛大厦，杨浦大桥飞架于黄浦江上。阔别多年，漫步外滩，眺望着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银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巨型幕墙在阳光下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夕阳落下，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映在黄浦江里，随着波浪一起飘荡，我的心也随之跳动着。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中国的窗口。我去过别的城市，城市的轮廓与记忆中的都市大相径庭，街景日新月异，都市都很美。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永远川流不息，女人们看上去妩媚动人，像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虽然谁也不认识，但那种喜庆的气氛和热闹感染着自己，跳动的都市与美国静谧的田园风光形成了鲜明对照。美国的生活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恬静。突然间，走进繁华的都市，在这个跳动的世界里，周身的血液翻滚起来。这种跳动的外表带着迷人的诱惑，诱惑我回来，就如同当年我渴望去美国一样。从一个山头望着另一个山头，总觉得别人站的山头要高些。如果有这种仰视，就会有诱惑和向往。
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追求不平等，而多数人骨子里也是这样追求着。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读书的目的是追求名与利，追求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光宗耀祖。中华民族对“功成名就”看得太重！而高官与金钱似乎是衡量一个人成功最重要的尺码。
在美国，“海鳖”们平静而安逸地生活着，人们平等相待，很少人能有成功而让人羡慕的光环。一旦回到中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引人注目的一群，也许会封官受爵、财源滚滚，自我得到极大满足。其实很多“海龟”都带着极强的个人色彩，追求这种成功的满足，甚至追求美女如云。
巨变的时代诱惑着“海鳖”们。中国在快速地变化着。世界的目光都汇聚那里，外来投资纷纷涌入，庞大的市场让人垂涎欲滴。中国给
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