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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纽约不久就经历了911，这又重新激起我回国的欲望。作为一个幸存者，好似领悟了生活的真谛：第一，活着真好！第二，不一定会有明天！只要还活着，该做什么，就应该抓紧时间去做！虽然目前还不是回去的最佳时机，但从目前国内发展的速度看，应该还是有我可以发展的空间。少则三年，多则五年，我一定会找到我在国内的“Niche”（合适自己发展的位置）的。
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回国感想／小玲／
过大年
来到北美闯荡，在不知不觉中总会留下一些遗憾。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无法时常和亲人们聚在一起，特别是不能凑到个准日子，和思进一起回家，陪伴我们的父母们过一个团团圆圆的新年。
我和思进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克利夫兰度过的。那是1991年2月15日，我刚到美国两个多月。我的头等大事儿是打工赚钱，帮着思进攒学费。他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凑齐，哪有余钱来庆贺春节呢？那天思进眼睛一睁开，就随意地、不着调地哼了一句：“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还嘲笑他把大年初一唱得那么离谱。谁能想到，这样离谱的一句话，在以后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谁先醒来，就由谁来哼，一哼便是十几年。那天一放工，我们便应邀来到朋友陈静和车庐的家，他们那时都已经硕士毕业，正处在找工作的阶段，假如一年内工作无着落，他们就要打道回府。我们一共四对夫妇，下饺子喝片儿汤，“八十分”的牌局一直开到大年初二。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地过了个穷开心的春节。如今想来，我和思进离家在外无亲无故，仗着年轻，浑身是胆；我们坚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名言，是经过了许多挫折后慢慢咀嚼、消化后才切身体会到的。
搬到纽约以后，我打全工，思进全工全读，春节也不例外，生活节奏骤然加快了。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散居各处；有的朋友的孩子还小，留在了大陆，节日里只能对着全家福相片，伤心落泪而无心聚会；有的朋友“单枪匹马”，索性打工挣钱，有泪也往肚里咽；大家很难像在克利夫兰那样聚在一起欢度春节了。没有了喜气洋洋办年货的忙碌过程，没有了除夕夜的“春节晚会”，没有了亲朋好友间的串门子拜年，没有了假日，我和思进除了睁开眼的那句不着调的“歌”以外，春节和往日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两样。节日的气氛离我们是越来越遥远了，而我们渴望和亲人们团聚的心却越来越强烈。直到1995年以后，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稍稍缓解了一点儿，这才想起到纽约的中国城欢度春节。
纽约不愧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大熔炉。各个国家的移民在这里安居乐业，相互包容，和平相处，为实现各自心目中的美国梦而辛勤耕耘。随着中国移民大量地移居纽约，华裔族群参政意识不断加强。因此，纽约市政府不敢忽略华人，也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从2002年起，政府规定，每逢大年初一，华裔员工可以不去公司上班，曼哈顿的中国城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放鞭炮，庆贺中国人的
传统节日——春节。纽约人都知道Lunar New Year（阴历中国新年）。大年初一的中国城，大街小巷拥挤不堪，人紧挨着人，要靠警察们来维护秩序。老美们成群结队地赶来凑热闹，很多大人领着孩子来到放烟花的地段，标价十美元的一个烟花筒，他们一买就是两三个；大人和孩子们一起放一起乐。这些无火药的特制烟花，窜到了上空便似天女散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五颜六色的彩纸，把街道装点得色彩斑斓。老美们满脸喜气地参加各种庆祝活动：舞狮团的队伍里有他们，扭秧歌的游行队伍里面有他们，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他们，卖灯笼的摊贩前有他们，坐在中餐馆里吃饭的，就更少不了他们了。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过节总离不开一个“吃”字。民以食为天，到哪里都一样。住在纽约的老美们，个个都是中国通的
美食家。他们不像外州的那些老美，只会吃甜酸肉、蘑菇鸡片、宫爆鸡丁和春卷。纽约的老美们会按他们喜爱的菜系去寻找中国饭馆，比如上海老饭店（江浙菜）、金丰大酒店（粤菜）、五粮液饭店（四
川菜）等等。大年初一过新年，我和思进本想到中国城的上海老饭店，去吃点儿家乡菜以解乡愁，沿途却出乎意料地看见中餐馆门前都排满了长队，几乎清一色的老美，因此，这会儿想落座在上海老饭店，大概有难度。果然，饭店门口早已是一条长龙。我俩乘兴而来，总不能空着肚子败兴而归地回家吧？走进饭店里边儿，我想问一声要等多久才可能坐下吃，老板娘告诉我要等一个小时左右。太久了！我们只好点几个外卖回家去吃。在等着拿外卖的空闲，放眼望去，十几个桌面上，除有一桌是亚裔人外，手拿筷子津津有味坐那儿吃饭的全是老美。惜时如金的美国人，为了在传统的中国年里吃上一顿中餐，竟然耐心极好地甘愿等待。思进感慨万端地我对说：“这帮平日里神气活现的美国佬，在中华美食面前，一个个显得恭恭敬敬，倒透着几分可爱劲儿！”纽约中国城的春节热闹场面，驱散不了我想回家的心情。只有回家，才能与亲人们过个记忆中那难以忘怀的、充满着甜美温馨的大年。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家户户早在大年三十之前的十天半月就开始办年货了。那些年，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从十三四岁起，我便像所有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女孩儿一样，一大早便帮着妈来到菜场，在鱼摊、肉摊和蛋柜前各放上一个小竹篮或小凳子什么的，标示着在队伍里占了个位置，同时和排在我前面的阿公阿婆们打好招呼，然后在那儿呆上差不多一天，将凭票供应的鱼、肉、蛋等一一买齐。第二天，我再带着票证去南货店排队购买长生果（即带壳儿的花生）、香瓜子、南瓜子、红豆、红枣以及蜜枣等南北杂货。在街上，行人们提着办好了的年货，熙来攘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碰到了熟人还互致问候，互通买东西的心得。大街小巷由此显得热闹异常，一派节日欢乐气氛。
到了小年夜，我则会守在炉子边，看着妈妈把我买回来的长生果和各种瓜子一样样地炒熟，待它们冷却后，再分别装进不同的罐子里储存起来待客。我比弟弟多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借着看它们是否炒熟了，而将每样东西抓一把先尝尝，这项优先权是作为妈妈的小帮手换来的。
除夕夜，妈妈要将烧好了的饭菜放在桌上先祭祖，求他们保佑全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那上面有水笋烧肉、糖醋小黄鱼、黄豆芽炒油豆腐、蛋饺肉圆粉丝白菜汤。这些菜都是有隐喻的：盼我们的好日子节节高（笋），要年年有余（小黄鱼），金元宝（蛋饺）滚滚（肉元子）来，新年万事如意（黄豆芽）。爸则摆好碗筷，上好了香，随后把事先悄悄折好的纸钱放在铁皮脸盆里，点燃烧着后，跪在地上，对着老祖宗的牌位，一边儿磕着头，一边儿嘴里喃喃自语。我们随后一一依葫芦画瓢般地跟在后面。一直等烧完了香，我们全家才开始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早上醒来，我和弟弟的枕边准会有一个红包和一只鼓鼓囊囊的口袋，袋子里面装着瓜子、长生果和各种平时很少能吃到的糖果。这些便是我们“法定”的配额。等到客人来了，我们是不准再伸手去拿桌上那些吃的了。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是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家拜年得来的。比如，从初一到初四一大圈儿拜下来，我会收到二十多元钱的红包，而我可以留下五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其余的当然都要上交给妈妈作为新学年的学杂费。那时，每次刚过了元宵节，我就开始盼着明年的大年，既不用去学校上课，又可以吃到希罕的东西，还可以拿到压岁钱和穿上新衣服，多美啊！
2005年2月，总算熬到了出国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大年的日子。心里那份激动竟和小时候盼过年那样别无二致。为了圆我十几年来盼望回家过大年的梦，爸妈放弃了原来打算外出吃年夜饭的计划。我2月6日晚到上海，就已经是小年夜了。一踏进家门便问妈妈：“大年夜饭吃什么？”妈妈答道：“不用急，明天你自己去菜场慢慢地挑吧。”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带我来到家里附近的一个超市。进去一看，各种各样的菜多得简直令我无从下手。挑了半天，总算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