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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爹有妈，他们的爹妈比你吃得好呢！”
“像现在天气这么热，他们每天夜里到街上接儿子收工时，还会买西瓜降温呢！”
“他们根本就不以为耻，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尊一说，只要有钱，叫他们天天喊你老子他们也干。”
“以往很多姐妹们在家时都想嫁个军人，到城里后就想嫁个城里人，现在城里人送上门也不一定感兴趣呢，因为现在她们的目标是嫁个有钱人，有些城里人比乡下人还穷呢！”
这就是我的老乡吗，这就是我挣扎多年要逃开的人和事吗？
无可选择，我们只能置身其中。一些争争吵吵；一些嘻嘻哈哈；一些忙忙碌碌；我清醒地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城市生活啊。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我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女儿。
我们把录音机放在肚皮上听音乐，为她设计出生时的辉煌场面。我们像大多数乡下人那样把她想象成带把儿的男孩子，然后一出生就有不凡的表现，让我们骄傲一下。我们期待着奇迹从这个被我们激情创造出来的孩子身上体现，让我们的落魄稍有安慰。我们去贿赂B超室的阿姨，为她一句暧昧的暗示而惊喜万分，可是首先那生根发芽的染色体早已决定了我们的期待在真相揭穿的一刻被嘲弄。我们从即将收摊的菜市场买回来的老菜叶子也没有成就我们生出脑袋发达体骼健壮的天才儿童的梦想。我们选择的是一家三流的医院，我以那家医院离家近为借口，决定住在那里，事实上比它近的医院因为收费昂贵硬是被拉开了距离。那天晚上，我肚子开始有痛感，为了早日与想象中的儿子见面，我们决定多花一天的住院费住进医院，有了这个打算后，我们就步行去了五公里外的医院，尽管他一路不停地要求打车，但是没有一句被采纳，他不好干涉，他很想干涉，他的钱也不允许他干涉。
跟许多女人一样，我呼天喊地，但是跟许多男人不一样的是，他伸出胳膊来说：咬我一口吧，那样好受些！
他真聪明，他知道我没有咬他的力气，但是说一说我就真的好受些。
那个出生不到六斤的小姑娘连哭都懒得哭，倒是我这个做妈妈的听到医生的恭喜而抽搐起来，他们以为是麻药出了什么问题，事实上是愚昧表现出了症状。
住院的时候，他悉心照料我，每天煮一锅饭，买一只鸡或鱼，先让我吃鸡或者是鱼，自己在盥洗间里吃萝卜干，我看见隔壁产妇家属的丈夫自己喝汤比妻子还起劲，我那时就知道男人有千千万万，而我找到的无疑是最好的一个。
我于是厌恶吃鸡腿、鸡汤和桂圆，我看上去对这些东西深恶痛绝。他只好狼吞虎咽地消灭掉，他只要看到别的产妇吃得多而面色红润时，就会朝我看，他说：你为什么什么也吃不下呢？
这个傻孩子。
住院七天以后，我们出了院。那天上午我破天荒地同意打的而不是坐公交车。他兴奋地搂着这个意外的女儿啧啧有声地说：你瞧你多幸运，出生七天就打的，你妈妈二十三岁才第一回坐小汽车呢！
更大困难还在后头。
他必须要出去继续工作了，口袋里的钱也能在五秒钟内数完了。留下我和只会哭的宝宝窝在冰冷的房子里数尿布。
尿布成了最夺目的东西。
风从窗户、从水泥地的细缝里面透进来。惟一的一个取暖器上也堆满了宝宝的尿布，尿布成了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虽然我并不清楚，我将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完全被某种本能所制约，并不一定是想好了才这么做，但我不害怕、不抱怨也不后悔。我们对未来一如既往地憧憬，在缺乏对比之前，我们能感受到来自于单纯的信念和目标而带来的快乐，我们把总结每天的收入当成了日常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我们体内的一切关于贮存理想和浪漫的细胞统统罢工，只留下对金钱的渴望。这种渴望使我们活得极其简单。
我接受这顺应而来的一切：接受新的成员，接受自己的延续。敞开自己的胸脯，敞开自己的心，体味最彻底的亲情，那并不美，也不传奇，血腥而又疼痛，疼痛使女人扭曲、嚎叫。扭曲很丑，嚎叫很烦，她仍然得到宽容和爱，这都缘于新的生命。
然后是无休无止地耗费一个女人年轻的光阴，就这样日复一日被新的生命左右，穿衣，洗澡，喂奶，换尿布，洗尿布，晒尿布，然后再洗澡，喂奶，如此往复。阴晴也好、圆缺也罢都不能阻止这个程序的继续。
也不能阻止我变得陌生、憔悴、难堪、呆滞以及充满爱。
这些并存，这并不矛盾。对于我的内心，这显然不够，非常不够。
裂痕（一）
他回到常州之初的第一份医药代表的工作，成为他从保健品进入药品行业的关键铺垫。因为那些直接接触使他对所谓“市场”和“消费法”有足够的了解，这成为他进入药品市场医药代表的资本。
他并不满足这些体力要求高于脑力要求的工作，再加上孩子出生后入不敷出的状况，一九九九年初的一天，他对我说：“这份医药代表的薪水怕是长不上去了。大区经理两个月换三个，经费拨不下来，工作无法开展，工资像死水一样不涨不落，这样下去，所有人的积极性都会下降，不久销量肯定也会下降的。”果不其然，那个月的工资也因二级市场的销售完不成而没有准时拿到手。
第二天正好周六，一大早，他悄悄出了门，没有惊动我，其实他刮胡子，打领带，往头发上喷摩丝，我都心知肚明，我知道今天是人才市场招聘的日子，只不过我假装着没有被他惊动的样子。他出门前用冰凉的手掌摸了摸我的脸。他刚出门，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跳起来，抱着两个月的宝宝一同跳起来，倚在阳台上，看他雄赳赳走出去，挺拔而且自信。可是只有我知道，他的肚子和口袋都是空的，厚重的是他的爱带给他的负担，但是他不会抱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天上不会掉馅饼。真要掉，八成馊了，要不就是盐放多了。
后来我明白，他往往喜欢沉默，用沉默维护尊严，贫穷之上的尊严。后来他仍然沉默，但后来的沉默无疑是维护立场，或者表达一种藐视。总之生活的阴霾没有多少痕迹，即使腹中空空，也不会让人觉得出来。只有我，只有这个目送他的女人清楚这一切。没有人了解他，他不会为任何人努力。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淌下了心疼的眼泪。
晚上十点，他敲响了门，我狂喜地欲扑过去，他却脸红地让开了一步，原来他的背后有个陌生人。
这个人就是他后来的领导，一家药厂的二级代理商。他进来，气宇轩昂地打招呼，扫视我空空荡荡的家。那个家我没形容过吧：两室一厅，客厅的北面有个阳台，客厅里有一张圆桌和三只圆凳另一只搬进房间的电脑边。厨房里用旧纸箱搭一个灶台，上面有只煤气灶，没有油烟机，洗碗机，微波灶等等等等。
他随后参观了我的小房间，准备留给宝宝的房间有七八个药品纸箱，“那是什么啊”？“里面全是书。”这些书是从我进入城市至今累积的，有地摊上的旧书、新华书店的新书、有过期的杂志；有文学名著、也有广告专业和营销方面的书。“这么多啊！”他这么说是羡慕吧！我当时想，所以我很自豪。最后他看了我们的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台电脑，这一点也使他表示惊讶。是的，我们有足以完成他交代的工作的装备，我们贫寒的仅仅是物质。
我退回房间后，听见他说：“这是房产证，是我的名字，如果需要，可以拿去押在那里。”
“不需要，我信任你。”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还在保健品和药品营销界流行一种风：凡是员工就需要抵押自己的文凭，一方面由于保健及药品的销售空间非常广阔，权限空间也比较大，稍有实权的主管就会掌握大笔经费，推广促销费及货款，即使没有以上实权的一般代表，也掌握销售网络和产品。携款逃跑、贪污挪用，随同网络一起转嫁到另一同类产品厂家，这样的事此起彼伏。这样，除了同类产品外，企业还有更加致命的对手需要防范，抵押文凭可以理解成企业的一种自卫行为，可是他没有文凭可以抵押，好在他蛮有脑子，也蛮有胆量。他从几十个可以选择的工作中，选择了这一份，他看准了这个产品就敢于抵押房子。他们的协议中写明他要承担包括他自己的货及款不被经销商、药店及其他批发商侵吞的风险，以及他辖区的业务员的货物的风险也一并承担。但他毫不犹豫地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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