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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有鼻子有眼地总结了一九九七年的成败，展望了一九九八年的形势，研究了南北各个市场的不同特点，制定了一九九八新方案。一共四万字。
我认认真真打印好，让打字员逐字校对好，装订起来递进了总裁办公室。
第二天，总裁的批文下来了，“请速复印一百份，下发给市场经理及各市场企划员，认真吃透，会议时讨论研究。”并在方案的结尾处替我署上了名字。
我还一如当年那个胆小如鼠的黄毛丫头，写的方案却不敢署名，总裁替我署上了。至今，我保留着这份总裁亲自署名的方案，那是我战胜自己的标记。
我接到财务部领取红包的通知。我知道我在隆宝的地位已经奠定了。我很得意。
我有点得意忘形了。
春季总结工作会议准时召开，会议的参加人员全部是高层管理人员及子公司的经理。
私企也好，小学三年级的总裁也好，它毕竟有数亿资产、数十位本科大学生任职的大型企业，他们赞助乒乓球擂台赛，到北京展览厅展览产品，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照片挂在公司的会议室，请当红演员做产品形象代言。总之，它是一个信誉良好、蒸蒸日上的公司。
届时七天的春季工作总结会议上，无论是战略部署规划，宣传手段的制定，我都是至关重要的发言人，也是惟一的除倒茶端水的女性之外的女性参与者。这开了隆宝公司的先例。
最后一次在公司的布置典雅的大餐厅举行晚宴，总裁唱了一首“黄土高坡”后，中途退宴，据秘书说是到市里参加一个联谊会去了，大厅里刚刚还有点严谨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话筒递到了脸红脖子粗的曹总手上，他摇摇摆摆上了餐厅中间的圆形舞台，大家齐声喊：“曹总唱一个，唱一个。”
严肃紧张了好几天的小伙子们借着酒精的力量放松了神经。
“曹总唱一首‘妹妹他大胆的往前走’。”不知是哪个裹着食物的嘴里嚷出一句。
曲调缓缓响起。
曹总清清嗓子，曹总确实要清清嗓子，这几天好像一直没有开过什么口。
他说：“兄弟们，我不想唱这首歌。”
他说：“妹妹凭什么要一直往前走。”
他说：“妹妹的胆子已经太大了。”
他说：“妹妹已经爬到我的头上来了。”他一声疾呼，威震舞台的话筒的回声久久不停。“弟兄们，这是不是男人的天下。”
没有呼应。
他说：“我要唱一个‘解放区的天’。”
他自始至终没有朝我这边看一眼，但他的话音刚落，上百双的弟兄的眼睛全都向我看过来，我是惟一的妹妹。除了端盘子倒酒的妹妹、上菜的妹妹之外惟一的妹妹。
我的脸刹时成了猪肝。我的胃开始痉挛。我想吐。
我的身子开始发抖。荣誉变成了羞辱，就像电视机里的故事片刚刚还是男欢女爱，换一个频道就是枪林弹雨，旁观者可以纹丝不动，当局者不能无动于衷，我的血涌上头。我“啪”的一声推倒了自己盛满椰子汁的高脚杯，然后起身，朝门口跑去。
这以后的事态就有好几个版本。
有经理在电话里对我表示钦佩。他们认为我非常非常有能力，有气魄，敢于和邪恶作斗争，他们当时之所以不做声，是因为形势所迫。
副总的秘书是我的老乡，她奉劝我锋芒不可太露。否则，会伤到自己。
我们公司的美容顾问后来听说此事。她说，有能力是没有错的，就像爱美也是没有错一样，只不过手法要正确。否则，不能起到美的效果，还会损伤皮肤，不正确只会伤到自己的自尊。
既然任务是曹副总委派的，你不能跳开他直接呈给总裁，你不把他放在眼里，你才二十几岁，你怎么斗得过他。
至于总裁，从来没有为我平反昭雪，仿佛这件沸沸扬扬的事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以后，我的薪水照拿，可由于老是请病假，我一直没有承担什么工作，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夏季来临时，我的丈夫便将我接了回去，我的白领生涯也随之结束。
第四卷
爱情疗伤（一）
瞧，他又出场了，残局永远留他来收拾，他头天晚上出差到杭州，顺道到我这儿，我说我太寂寞了，身子很虚，营养又跟不上，这地方太单调了，他说：“那就不要做了，明天我带你走。”
真正的原因是，我无事可做，总裁出国访问一直没回来，我就一直无事可做，我不再是一年前康怡公司的执行经理，在这个时期，我学会了保持沉默。
第二天，他帮我递了病假条，拦了一辆面包车，将我的行李统统搬上了车，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还在发烧，他认识我后的每一年夏天几乎都要大病一场，一九九八年并无例外。他头天晚上滴水未进，睡到半夜嚷着再添被子，我一丝不挂还嫌热，他不让我开空调，他一直说冷，直到加到第三床被子为止。
那一夜，我握着他的手，我非常非常害怕，他的手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冰冷。我一直坐在床头，我不敢睡着，我问他要不要药，他说不要。就这么熬到了天亮，他的烧退了，在公司的食堂里吃了一点稀粥，就开始帮我搬行李，零零碎碎几大包的东西我一样舍不得扔，害得他来来回回跑了几趟，累得脸都发红。送我上了车他站在边看我，他不能与我同行，他还要去扬州安排工作。
我在车上流下了倾盆的眼泪，我直到这时才后悔，昨天晚上没带他到医院挂急诊。我当时握着他的手，生怕他会死去，但我就没有想到送他去医院，我是个愚蠢之极的女人，让他一直烧到天亮。
车到站时，接到他的长途电话的朋友已在车站接我，把我带到了他买的房子里。
房子并不好，是属于郊区的，楼层又高，又离城较远的一座商品楼。因而价格很低，所以房子看上去很差，虽然是新房，墙上的石灰脱剥，门上的油漆也稀稀拉拉地出现了破损。虽说价格很低却也是我们近三年的心血啊。
在这之前的春节，我们在彼此的家乡简简单单地请了些亲戚办了几桌酒，领取了结婚证，甚至没惊动彼此公司的同事及朋友，我们从他家匆匆坐火车到南京，他先下车，取道去山东，火车又送我到了杭州。从结婚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开始了分居的生活，以致后来我怀孕时却不想要这个孩子，我说除非他给我一个家，一张床，否则我不想生下孩子。我已经不愿意再住在十几平米的租来的吃喝拉撒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屋里生出我的孩子。他不应该有与我同样的命运，他是爱情的结晶，他必定漂亮又而天资聪慧，像天使那样洁白无瑕。
我不想把他生下来，像民工的儿女那样长大后被当地的小孩斥为“乡巴佬”。倦倚在城市孩子的门外，看他们骑电动车，玩会唱歌的金发娃娃，我见不得农村孩子那些忧郁的眼睛，在常州、上海和杭州，我见多了这些孩子，他们拖住扫厕所的妈妈或者食堂烧饭的奶奶，玩泥巴和沙土，大人忙的时候把他们堵在水池边，两头用水桶堆成墙，让他们自己空手跟自己游戏，大人走过来时，他们便使劲地看大人，大人走开后，他们看他们自己的肚子和小小的脏手。而有的压根就无处可呆，惟一可以安放的就是妈妈的后背，醒着时在妈妈的后背上哼哼啊啊地反抗，睡着后头在妈妈的后背上摇晃。
这些孩子无权选择快乐。
我的孩子应该不被这些东西伤害，他可以骄傲地游戏，吃城市孩子的肯德基，玩他们一样的游戏，而不是作为城市的小小拖油瓶。
所以，首先我需要一所城市生活的房子。
“有房子，我就生。”
“我答应你，我借债也买房子，但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把所有的积蓄捧给他，让他去买房子，房产证拿到手后，我终于答应生下孩子，他长吁一口气，说：“我快做爸爸了。”
我在隆宝公司的发言台上发言时，下面的经理纷纷打探我哪里来的？结婚没有？有人说结了又有人说未结，其实这个时候我的肚子里已孕育着我小小的宝宝了。
他们说她怎么这么早结婚，她这么有能力而年轻，大家都一致认为我肯定嫁给一个成熟、事业有成的男人。我们的社会就是如此，当我以白领丽人的姿态出现时，他们需要勾画我的另一半——款爷或才子。
他算不上才子，他开始在上海办事处任主任，后又被调任山东省市场部主任，去开拓新的市场。他与我相隔千里，但我们仍旧心心相印，维护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氛围，没有人能够跻身进来。到了这个时期，我们之间不只是爱情的问题，我们是情人，是战友，也是对手。我们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