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第一天到车间时，发现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我工作过的车间除了几位本地的正式工之外，外来工几乎全都是陌生的面孔。三年前和我一起工作、一起欢笑、一起幻想的姑娘们回家的回家，嫁人的嫁人，更多的是跳槽进了新的工资高、活儿轻松的地方。不过即使是新来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我这个被工厂送去读大学的打工妹。在我的身上，厂里是做足了文章。
那些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们把我团团围住，一方面用嫉妒的目光看我，另一方面把我说成是“鸡窝里飞出去的金凤凰”。她们理所当然认为我是可以和车间主任抗衡的能人。当然车间主任早已不是三年前的那个，厂房也已经全部翻了新，进车间可不能像当年那样穿鞋子了。电动缝纫机也更新了，可是工厂对待姑娘们的方式，只会比早先有过之而无不及。姑娘们永远都在重复着一如我们当年的牢骚，譬如工段长太凶啊，工资太低啊，宿舍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啊之类的不满。
我看着这一张张疲倦不堪的脸，想起了自己那些刻骨铭心的岁月。为了让她们知道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色，我去为大家争取福利。我在回到工厂的第五天就洋洋洒洒写了二万字的进言书，主要是针对外来工的生活环境过差、工作强度过大、加班时间过长而待遇又太低等等情况如何改善而制定的。没想到进言书引起了相当大的麻烦。原来在我念书期间，工厂已经由原来的国营性质变成了中日合资企业。我并没有资格了解换成合资企业后的经营状况是好是坏，我只知道我们的工资仍然是那么低，我们的工作量仍然是那么大，姑娘们委屈的泪依然是那么多！
我交给工会主席的进言书很快就到了参与管理的日方经理手中，那是个年过五十的老太婆，听翻译译出了我的报告后，便让秘书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虽然我学了将近一年的日语，可是面对那种用歇斯底里的语调发出来的日语，我还是像个白痴一样愣在那里。
虽然我知道任何单位里温顺的绵羊比有威胁的有思想者要多得多，可是我仍然在踏进那里的第一步就丧失了利用自己的身份受宠的机会。以至到后来，我父母要求我给经理赔不是，说说好话，表示改过自新，尽管我也那么做了，可是印在他们头脑中的永远是我那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的报告，甚至我去拍马屁，他们也误以为我去讨公道。事实上我哪有那样的胆量和魄力啊！那小小的失败就已经让我无地自容了。我终究不是电影里那外来工的领袖，我最多是个自私而虚荣的姑娘罢了。我为我的姐妹们做的事也仅限于此，因此只要我去参加厂里的一些什么会，我的姐妹们就说我已经当了叛徒。
另一方面呢，尽管厂里的某些会议我还是会参加，可是我明显感到来自主席台上那些戒备的目光。
当然前途彻底的丧失还是由于另外一件事。
由于订单太多，加上到了年关，很多来自四川、湖南、安徽和河南等地的工人都要回家乡过年。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阻止我们，工资不能，奖金不能，甚至连开除都吓不倒我们。因此剩下的人日子就不好过了，最后一个月几乎是天天连续加班，每天都是到夜里十一点钟。有一个来自苏北的叫陆红的小姑娘终于晕倒在厕所里。那天晚上九点多钟，我们正在加班，突然二工段的工段长进厕所找陆红，她说哪有上厕所上了二十分钟的怪事，莫不是掉进厕所里去了。
可是一分钟不到，就见她惊慌地跑出来，说那个女孩果然倒在厕所里。于是整个车间马上乱了起来，大家全往厕所涌，七手八脚把那个面无血色、不省人事、满身腥味的女孩子抬出来，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车间主任也下班了。我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在等待中，大家开始沉不住气了，性子烈的开始发牢骚，胆儿小的开始哭起来。救护车来后，我和两个修理工匆匆把人送进了医院，临走时请工段长想办法找到领导要点钱送到医院。等到医生把那个重度昏迷的小姑娘救醒时，就开始催交急救费，可是我把电话打回工厂，工段长已经下班了。
面对医生的催讨，我束手无策，只好让修理工回去找姐妹们先凑来。
洗心革面去报恩（二）
对着昏睡的姑娘，我的心中涌出阵阵悲凉，远在千里之外的母亲要是知道自己的女儿因劳累过度而倒在厕所里，心中该是怎样的心疼啊！她不过才二十岁啊！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修理工才从车间里的姑娘们那里凑来了五百多元钱。可是接下来的治疗费又成了问题，我又让修理工回厂去要。到了九点，工厂里的秘书拎了点水果进了病房。
“钱带来了吗？”我问。
“没有。”
“为什么？”
“我们没这个先例啊，她不享受医疗报销。”
确实，这个工厂从来没有为外来工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往往是发现身体不好的姑娘不是被工厂辞掉，就是自己识趣地离开。大多数时候，姑娘们不生病，生了病也忍着。像这样晕倒在车间里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还真不多。
“可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一下吧。”
“你说得倒轻巧，要是开了头，以后就不好办了。”
“她至少是我们厂的工人吧。”
“哪个厂没有工人，别的服装厂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嘛！”
“她是在上班时累倒的啊，再说，你让这么个小姑娘到哪儿筹钱？”
“你为什么要送她到这儿来呢，今天早上让厂医看看不就得了。”
“可是医生说她血压很高，不送来会没命的。”
“这更说明她的病与厂里无关啦！她自己身体不好，还出来打什么工？”
“你不要再管啦，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几年前，那时还是中国人说了算，现在有日本人在，我们也有难处啊！”
在那些重要的“难处”面前，陆红挣扎着要爬起来要出院。
我说，“你帮我照顾一下她吧，我自己去说。”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了郑艳，想起那个沉默不语但个性鲜明的郑艳，想起这种不平的现象，想到我们的命运像浮萍一样没有保障，还想到我这一次走进厂里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我胆怯了。走到一座桥时，我趴在桥的栏杆上号啕大哭起来。
过了很久，我把眼泪擦干，然后找到了当初资助我的厂长。尽管他已调离这个厂，可是他仍然对我作了承诺，“这个事我来安排，你放心吧！”
最终厂里报销了陆红全部的医药费，条件就是她必须出院后就辞职，不能再倒在车间里了。
第三天一大早我就把用毛笔写好的感谢信贴在了厂门口。厂里的宣传科对此很感兴趣，把这封信拍了照留存以备日后用得着。
可是我自己仍然在车间里缝制衣服。
我在车间基层流水线上窝了一年，我缝制的衣裳出口到日本、加拿大、法国，穿脏了，洗烂了、扔掉了、再生了，我会说：三哟娜拉，铐喳依吗思。我还在车间里缝制衣裳。我一次又一次想把自己推荐到宣传科去，可是他们说：在服装厂，你是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倒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不懂服装设计，就要在车间里学着。可是学着毫无兴趣的东西，我一天比一天了无兴致，一种没有对象的爱情在熊熊燃烧并咬噬我的心，我不能在压抑人肉的车间里卖身、卖青春。我毫无目的，无所事事地在人和物之中游荡，就像一个带着恐惧的心寻找关系着整个幸福的人一样，我发现到处都有我的幸福的痕迹，但到处都隐藏着欺骗，到处都有随时激怒我暴躁情绪的导火索。
因为骄傲或者仇恨，我整日处在骚动不安的状态中，没有什么时刻比现在悲伤。我到妇产科主任家中哭诉，医生一语中的地说：你太耐不住寂寞，你才疏学浅，就想一步登天。我低头认罪，我落荒而逃。
我破罐子破摔，每到星期六就生病，然后到人才市场治病。我应聘杂志推销员、秘书、仓库储运员、性保健品推销员、编辑、企划、市场调度、电台导播。除了服务员和酒店招待，我就是不做缝纫工，最后我索性辞了工作。我的父母却不干，他们先是打电话劝告，见我无动于衷，然后再用家法恫吓，为的就是保住这服装厂的铁饭碗。
我用来说服自己和父母的理由是：没有价值的报答，不仅报答不了别人，只会耗费了自己。一九九六年的铁饭碗已经没有当初进城时那么具有诱惑力了。
父母终究只是没在城里呆过的农民，尤其没有在我呆过的工厂呆过，所以说服他们比较困难。
不过违背父母意愿又不是第一次，反正我了解自己，写作时表现出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