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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来是与细菌为伍的。在我们的手指上，嘴唇边，食物上，茶杯的边口上，细菌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进入我们的肌体。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相反，那些终日在无菌净化间灌装化妆品的工人，却常常感到不适。只要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深刻知道这些，我们就不会厌食，不会感到恐惧。但是，那位发明显微镜的人却受不了了，他亲眼看见了随处可见的细菌，于是他自杀了。所以，感谢造物主，没有把我们的眼睛造成显微镜。我们适可而止的目力没有使我们在看电视时，把美丽的图像，看成是一大堆彩色颗粒。
有时，知识会带给人们许多麻烦。知识的作用是解析事物，打破隔墙，使我们洞悉终极的一切。但如果我们不会把握自己，那知识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力量，而是毁灭。当我们透过所有的隔墙，看到每一起隐匿的凶杀、肮脏的交易、男女隐私、厕所里边的粪便时，我们不是要隐遁到深山老林过逍遥纯净的生活，就是义无返顾地举枪自裁。当我们以知识的方式，洞彻存在的帷幕，一切巨大的考验便同样走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没能事先作好准备，那么不是闭上眼睛随便摸到一种宗教，或者以精神病的方式逃避现世，再就是找出一种比较惬意的自杀办法。我并不是说知识应该适可而止，只是说假如由此发现了什么可悲的事实，我们应该对这种悲怆适可而止。我们必须学会从容地生活，调节自己的感受。过了十八岁，我们有必要在培养一双观察的眼睛的同时，锻炼一副强健的神经。
烦恼的少年维特，写出过这样一篇青春书信——
没有一个瞬间，不是在吞噬着你和你周围的亲人的生命；没有一个瞬间，你不是一个破坏者；一次最无害的散步，将夺走千百个可怜的小虫子的生命；一投足，就会毁坏蚂蚁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巢穴，把一个小小的世界踏成一片坟墓。嗨！使我痛苦的，不是世界上那些巨大但不常有的灾难，不是冲毁你们村庄的洪水，不是吞没你们城市的地震；戕害我心灵的，是大自然内部潜藏着的破坏力，这种力量所造就的一切，无不在损害着与它相邻的事物，无不在损害着自身。想到此，我忧心如焚。
维特在他细致入微的感知中，痛不欲生，又因为得不到绿蒂的爱情，便给了自己一枪。这就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在时代特有的烦恼、苦闷、无望的憧憬中所自然表现出来的典型情绪。如果不谈这篇小说的时代意义和文学史中的推动作用，我简直不能喜欢这个女孩般的脆弱的男孩子。人，本应通过敏锐的洞察力达到知命和乐观，解决好眼前的问题，不应该以宿命的观点摧毁自己的意志。当我们的眼睛扫视过无数角落，我们的心灵便产生了诗的悲观性，但是我们的精神能不能长久地停留在那些偏狭的深处？不，上苍交给我们眼睛，是让我们感受光明。我们应该适可而止，收回目力，去过我们原先的生活。不是吗？我们没有必要讨论真实的存在究竟“是一条直线还是圆锥体”，也没有必要像东郭先生那样行路恐伤蝼蚁命。我们不是知道太阳只有一个吗？我们不是在养育成群的骏马，抢救熊猫和阿拉斯加的巨鲸吗？我们为减少劣质烟囱而天天趴在设计板上，我们交给世界的，并不比毁坏的少。
我说的适可而止，不是中庸法则，不是两个端点间的数学比例分点，不是要一个正在走红运的人为了避免乐极生悲而戛然而止，退出舞台。我说的是：“常规限度。”如果大家都不能透视墙，那么也许“墙不能让人看透”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不适于承受超负荷的知识而偏要勉为其难，他就是在毁灭，情如八岁的孩子在看色情录相。
从“常规限度”上谈适可而止，对十八岁人有着现实的意义。首先，我们不打算做神、巫师、先知，我们在力所能及的知识层次和类别中，寻找支持我们物质生活的答案，在精神方面我们使超自然之力囿于想象中。我们只求弄懂人本和生活的细枝末梢，并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性地应用它们。此外，我们不打算求全责备，如果我们计划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遗传工程的研究中，我们就不必把清史、货币学原理、水门事件搞得一清二楚，只需对生物化学、种族学、优生学这些相关的学科来一个全盘精通。
在更多的时候，人的失败不是由于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多。我们企图“知道一切”的野心，反而会让我们对什么都不甚了了。
如果视其为作人原则，适可而止中自然包括了一些合情合理的中庸和火候方面的算计。由于圆滑的中庸原则在中国已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所以此书不再多谈，只留下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个神秘的互化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言行中，把适可而止从庸俗世故，转变成生活的艺术。
为生活鼓掌
第一次体验掌声效应，是在一九八五年秋天。对于北大毕业生来说，那是一个难忘的时期，九月十八日，北大学生去天安门游行，抗议日本的经济渗透及其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并号召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昭记五十四年前日本的武装入侵。那些天，日本学生已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暴热的气氛包围着美丽的校园，人们忘记了一个穷国必须在经济起飞时期三缄其口，忍辱负重。有一天下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严家炎，召集学生坐满第二教室楼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并发表了一篇严谨的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讲话，要求学生们“为明天而忍耐”。但是，学生们被狭隘的爱国激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后全场没有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回半步，站定后，竟从容地为自己鼓起掌来。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为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壮观。后来，我们停止了扩大事态的活动，但那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话，还是因为在热烈的掌声中受到了某种感染，现在已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掌声有一种迷恋，就像是迷恋第一声喝彩，它代表着激励，是一种高度的集体赞美。
掌声是一种奖赏。当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用金钱方式，搞了许多年物质刺激之后，它需要一种更为新鲜的奖励办法，于是，玛丽凯——这个智慧的美国老太婆——想出了冒险的一招儿。她让领奖者站到主席台前，面对台下数千名同事，领受长时间的掌声。当年，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称它是“赞美的终极形态”。
掌声是一种高度的文明。女指挥家郑小瑛走遍了世界，在回到北京后，她发出了一声叹息，说中国缺少掌声。不是吗？每一次节目即将结束，人们早已归心似箭，急着赶着要提前退场。这种对演出毫无眷顾、不起立鼓掌的景象，在海外恐怕很少见到。
此外，掌声还是宽容的流露，少一点狭隘，就会多一片掌声。意大利的帕瓦罗蒂和西班牙的多明戈访华时，曾有一个不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中国人问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国人是希望这两位超一流的美声大师否定流行音乐，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都认为那是一种“时代”的歌，“是一种不错的艺术”。那时，许多中国乐师为了标榜自己的体统，坚持与流行歌手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怒目而视，有人还把刊有施光南照片的杂志摔在地上用脚踩。在一个门派之间互不相容的社会中，掌声已幡然落在深渊里。
实际上，掌声是一种肯定的力量，而肯定和赞美别人并不丢面子，诋毁才使我们变得渺小。乐于赞美别人，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它是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友人的艺术，又是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最有效的方法。鲁迅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但是，鲁迅这样的看客并不多。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开幕前，记者们走访李宁。李宁说：“实在没时间，等奥运会结束了再说吧。”接下去，他不无感伤地自语：“到时候，你们也不会采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