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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是？以后跟同事聊起来，我还给这样的一个家伙输过液呢！而且最后您不是把第 24针稳稳地扎进了我的脖子吗？足以证明您是一位有创造性、有勇气、有毅力的好护士！”因为针头在脖子上，而且又是在我被折磨得千疮百孔之后才成功的，我自然要百般小心，生怕碰掉了它再扎一次——不对，那就绝对不止是一次的事儿了——所以我一直歪着头。当时我们病房里有一个颈椎出了大问题的大哥，他的脖子也不能随便动，还要靠脑袋上插着的钢条和钢针固定着。我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哈，我们一样了。在那个看谁都觉得惊悚的病房里，相看两不厌的估计也就只有我俩了。我俩像两个螺丝坏掉了的机器人，不敢乱动，连笑都不敢太大幅度，怕稍有差池，就散架子了。
在积水潭医院里，我看到了太多太多“不正常”的人，其实我才是我们那个病房里伤残程度最重的。还记得，一次做完手术，光拆线就拆了3个多小时。为了忍受住巨大的疼痛，老爸给我找了一个木棒让我咬着，没拆完就被我咬断了。我恨老爸为什么不找一个粗一点的来，当时我已经不想咬着什么东西了，我是想让他直接拿根大棒子把我打晕，因为那种生生的疼痛简直不是凡人能够有幸“享受”到的 ……
从积水潭医院离开时，我的健康状况并未有多大的改善，脱离了生命危险的我，面临着更为漫长的治疗、康复和休养。于是，在妈妈的陪伴下，我来到了马家堡博爱康复中心。
马家堡博爱康复中心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风景秀丽。如果忽略中心里的那群奇奇怪怪的家伙，那个地方绝对算得上是个 AAA级度假胜地了。我在马家堡康复中心住的地方很特别，门口挂着几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大字：重症VIP监护室。更为特别的是，这间病房的隔壁就是太平间。
病房外的道路铺着镂空的地砖，每当有运尸车推过的时候，都会有车轮嘎达嘎达的声音有节奏地响起，然后消失。在那些清幽的夜里，每当我快要进入梦乡的时候，就经常会听到“嘎哒嘎哒 ……”的声音，节奏均匀，不慌不忙，和房间里病友起伏的鼻息交相呼应。这声音成为那段时间里，反复在午夜时分上演的交响曲目。
多的时候一天会响起数次，最初只要声音传来，我就会开始不淡定，偶尔我会默默地站在窗户边上看着，看着人生的结束，即使生前有天和地的差别，死后也不过是公平地一人一块白布。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想过，可能有一天我也会躺在上面。生与死就只隔了一堵墙，那一刻死亡离我这么近，近得足以令人窒息。但是只要一想到我一直没机会登台表演这种嘎哒嘎哒的交响曲，我就开始对命运千恩万谢了。
跟我一起住在这个地方的共有5个“重症病友”。当时，病房里有一位重度烧伤 98％的大哥，在我和这位大哥接触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致力于寻找他身上那2％的好的地方，最终也没有发现。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全身缠着绷带，让我想起了神秘的埃及木乃伊。有一天，他的绷带终于被拆了，向我们露出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没有头发，被烧伤的皮肤也没有毛孔，一块一块地纠结在一起 ……
熟识起来之后，这个哥们儿有一次很神秘地跟我们讲：“我在出事之前去算过一卦，先生说我最近会有‘美女’缠身，我还挺开心的，回去还跟我媳妇说我要有艳遇了，她没答理我。后来我去车间视察，正赶上油漏了，解放车后边耷拉着的那根铁链子擦出的火星就把整个房子点着了，火烧起来的一瞬间才知道原来是‘霉女’啊 ……我就是犯贱，我就不该去视察，
如果我不去，就不会有火星，如果没有火星，就不会着火，如果……”后来在看《武林外传》时，每次听到佟湘玉说：“额错咧，额真滴错咧，额从一开始就不该嫁到这儿来，如果额不嫁到这儿来，额滴夫君就不会死，如果额滴夫君不死，额也不会沦落到这么一个伤心的地方 ……”我就会忍不住想起一个熟悉的人……佟湘玉跟我这烧伤的哥们在抱怨的时候那个语气相似度高达98％，剩余的2％还是找不到的。
除了烧伤的哥们儿，那两年我还见过许多“神奇”的人，真正创造了生命奇迹的是一位近
80岁的老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高位截瘫，从颈椎下面就瘫痪了。但是，在半年之后，他竟然可以推着轮椅自己来做康复，有时候兴致来了还可以自己拄着拐杖走几步路。过了这么多年，我始终还是难以忘怀。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算得上极大的鼓励了，或许上帝给了人的身体足够的恢复记忆的禀赋，只要自己坚信，并每天不断地用康复运动来提醒它，好起来是早晚的事吧。
伴随着病房里的病友出出进进，我在那一住就是两年。伤情的划分，有两个原则，一个是自理能力，一个是劳动能力，按道理来说，这两个方面我都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上，我做得还好，所以我倒好像成了我们病房里最乐观的（自恋的我出现）。看过了这么多生生死死，才知道人的祸福真的就在旦夕之间，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反正总得有那么点儿不合适，活着即是最大福祉。我们不能在无偿受赠一块大蛋糕之后还抱怨上面没有樱桃，对吗？病友们常在一起讨论谁更“倒霉”一些，而我倒是觉得，我们都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都只是局部不合适而已，真正全身都不合适的在隔壁的太平间躺着。
在积水潭医院疗伤的 3个月和在马家堡康复中心恢复的两年里，我见到了别人几辈子都见不完的伤痛和死亡，终于我也离开了，却有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当时积水潭医院里有一位资深的病友，忘了我们的病房中间隔着几间了，就记得她叫毛兰。据说两岁的时候因为被大火烧伤送进医院，好不容易被抢救活了，样子却惨不忍睹——没有鼻梁只有鼻孔，没有手，大腿和小腿是弯曲的，不会站着，只有右脚残留的脚趾是可以活动的。连她的父母都弃她而去了，从那以后她所用的称呼就只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是医院里的大夫和护士。当时国家可能是一天给 10块钱补助，她就早上一袋牛奶，中午一顿食堂的病号饭，然后就这样在一张病床上躺了 30多年。不过，她会用脚洗脸、刷牙、削苹果、写字，甚至还帮护士搓棉签。据说她还是很爱美的，床头总是摆着镜子，虽然在别人眼里她可能已经没有形象可言，但她自己还是那么爱惜，她还想“美美”地活着 ……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积水潭医院长久的收留、好心人的帮助固然是她的福气，然而可能最大的福气还是她自己对“生”的笃信。出了医院就没有不合适的事了吗？答案是人生处处都有不合适的事。
我们家里有一本葛优老师的妈妈给葛优写的传记——《都赶上了》。那天，我随口问老妈我的这本书叫什么好，她就想到了这本书。“人家葛优是大明星，有实力是肯定的，但是有实力的人也不少，为什么偏偏他这么火？那肯定也真的是赶上了很多好机会，咱不比人家，咱有些事赶得还真不怎么好，要不就叫《不一定都赶上》，怎么样？”“妈，您这个太‘山寨’了。 ”
她还有点不满意似的嘟囔了一句：“你老妈我就小学水平，你还非问我，你指望我能给你的‘大作’想个什么名字！”“刘伟呗！您的‘大作’就是我啊，20多年前您不就想好了吗？到时候不管这书叫什么名儿，您给起的这个名字铁定是写上去了。”这么一说，老妈的“微怒”才算是消了 ……
不论老妈起的书名有多山寨，但她的想法与我的“人生总有不合适”的理论倒是有几分相似。我们都是在生命这场长途旅行中错过了中间某个换乘班次的人，只是最不幸的人错过的是午夜的末班车，错过了，就真的只能葬身无边的黑暗了。人们总是把“赶上”视为理所当然，可毕竟载客量有限，哪儿能人人都挤得上去。对有的人来说，错过了这一趟还有下一趟，
骂两句终究还会上得去，其实相比那些错过了末班车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可骂的？
合适的事都让您赶上，您觉得合适吗？
【第3章 生活，就是生生地活着】
有一位记者曾经写到：“命运对刘伟的残酷之处在于先给了他一个美妙的开局，然后迅速地吹响终场哨。 ”对于原本是“男一号”的足球队长刘伟来说，这句话果然要比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