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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面对公众的更自由的写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后几年间，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它还需要观点，需要评论纸，需要观点新闻。拜互联网之所赐，直至今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论专版，而且一些电台、电视台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
人人有话要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悄悄来临。然而它又是那么似曾相识，续接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自由言论，一切势必要昔日
重来。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谁也无法否认，在那个已然逝去的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是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王芸生、董时进、张佛泉、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评论家与思想者。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到《大公报》和《观察》，从散见于各处的农村问题讨论到宪政问题研究，一切都让我相见恨晚、无比震惊。相见恨晚是因为我不曾在教科书上得到我最想得到也本该得到的知识，而无比震惊则在于当代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真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充分讨论了，甚至包括“孩子是否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十卷本《独立评论》时更是叹息不止。
大概十年前，我借《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梳理胡适的思想，算是阅尽历史的玩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了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四千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然而，我们总还是有些事情可做。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餐，当带我去的朋友向大家介绍我在南开教书，同时给《新京报》当社论主笔、首席评论员，而且还是江西人时，在座的章诒和女士立即从桌子对面站起来和我握手，“你就是罗隆基啊！”当然，这只是些玩笑话。我更知道，无论我是否有所作为，罗隆基和他的那个时代早过去了。但你也大可不必为那个时代事业未竟而惋惜。那代人没做完的事，由你现在来做，既是责任，也是机缘。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与社会工作者，愿意“吃饱了撑的”花更多时间批评亚洲和中国，何尝不是在这里找他们想要完成的“未竟的事业”呢？
在《重新发现社会》的后记里，我谈到维克多？雨果在很小的时候十分崇拜夏多布里昂。雨果曾经用他的一生发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若干年后，雨果的成就只在夏多布里昂之上。我也有许多引以为荣的榜样，从雨果、罗兰到胡适，从波普尔、茨威格到弗里德曼，然而这些年来，尤其是在我三十岁以后，我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做最好的自己。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已然逝去的时代，就好像虽然同样处于穿越历史三峡的转型时期，但中国之今日也不会等同于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成为最好的时代。
在大学的课堂上，我常和学生提及斯蒂芬？茨威格写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的一句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并由此展开；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于锻炼人格，培养思维能力，还在于找到或者确定裨益终生的兴趣。如果你找到了真正属于你的兴趣，愿意终生为此努力，即使没有读完大学，你的人生也一定是丰满而有希望的。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年，最大的不幸恐怕还不在于曾经遭受了多少困苦挫折，而在于他虽然终日忙碌，却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需要做什么，只在送往迎来之间匆匆度过一生。
有时候我免不了去想，人生真的很无趣，因为要做那么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记得上中学时，为了高考，学校墙壁上到处是“坚持”、“毅力”等激励人心的词语，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然而，今天回过头去看，难免会有这样的经验（毋宁说是教训）与心得，靠着“坚持”、“毅力”去学的课本上的知识，去做的事情，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不需要的。
我无法不感恩生活，感恩生命，感恩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我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我年少之时，就知道自己会将一生献给文字，献给自己无限接近真理的欲望，并且年年乐此不疲。无论是写什么，一切得益于我的两个天性：一是怀疑的精神，二是思想的乐趣。而这一切，都是符合我的自由的本性的。有怀疑的精神，就很少会盲从，人生因此少走许多弯路；能体味思想的乐趣，做事便无所谓毅力与坚持，做什么都乐在其中了。我每天都不舍得睡，想了解世界多一点，想写作时间多一点。唯一需要有毅力来做却又未做成的事情是劝自己早点睡觉。就像一个男人爱上了堪称“Soulmate（灵魂之伴侣）”的美人，愿意与她共度一生，这显然是不需要什么毅力的。
（三）
我承认自己的大乐趣就在于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那么，我对自己的写作又抱有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流血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流汗的世纪。这一判断同样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我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
我写评论，这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自己每天的写作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既然不希望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过尽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兴邦，改天换地？
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在平常的写作中，不管实际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适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培云，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鲁迅”，这样的时候，也许他是在开玩笑，也许是在赞扬我，但是说实话我会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会想到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想到胡适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想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够宽厚，写作是不是过于凌厉。
我承认，我更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百花凋零，独自叹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遥想胡适先生当年，不仅挨了鲁迅的骂，挨学生（毛泽东）的批。1928年，由于写《人权与约法》，还坐过国民党的几天牢。据说，若不是《纽约时报》参与营救，还险些被判了死刑。胡适的一生会因为同情而让步，却从未屈服过。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
大概是2003年前后，我在法国的电视台上无意间看到一则歌舞剧的片花。雄浑的音乐、宏大的场面让我激动不已。歌舞剧的名字是《斯巴达克思》，我印象最深、最让我回味无穷的是其中一句歌词“Je reviendrai，je serai des millions”。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