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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只有他们母子俩时，周围的空气才能这样充满母性的柔和与宽容。
环视这个从小长大的家，这个没什么变化的简陋的家，郎朗唤起许多感慨。与美国的那个家相比，反差简直太大太大了，在这种反差当中，郎朗的思维不再单纯。
母亲倒是单纯起来，她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哎！我儿回来啦，郎朗呀……每一声都让他感受到深刻的甜美。他从这种氛围中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要远比在舞台上受到的欢迎更真实更强烈。因此，他加倍意识到把母亲一个人扔在沈阳太不应该了，他心里一点都不安。他暗下决心一定尽早把母亲办出去，实现一家人在美国团聚的梦想。
就是在他这次回来时，我们重逢了。（98年3 月他回来时，我到柴达木拍电视片了，未能相见）此番相见，这孩子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当我一眼就发现了这种变化时，我不能不感慨时光流逝得多么鲜明。如果不看到面前的郎朗，我是绝不会对一年半时间的流走而生发出如此鲜明感慨的。郎朗变得深沉了，文雅了，尽管还有点刻意成份，但确实成熟出一个大人样了。起码他不像一年半回沈阳那时，与熟人相见时，他总爱搂人家，总爱与人家比个儿。他也不管人家爱不爱比，甚至在人家不经意时，他冷丁拔直腰板，瞅着人家的头顶对旁边人说：看，我比某叔高了！或者说：看，我又长一块了！
这回见面，他有点绅士样，这主要是指他表现高兴的方式与前大不相同。规范了，有分寸感了，还会在握手的那一瞬间，照顾或者说适应一下你的情绪。对了，说适应比较贴切。一个孩子在向成人过渡时，他能懂得适应对方情绪而不是光顾自己情绪渲泄和表达，那就是说明他在走向成熟。我感慨：从97年8 月份去美国到99年的2 月份，也不过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的时光对我来说，稀里糊涂怎么就过去了，也找不到个形状，更找不回来对时光飞逝的感觉。而郎朗站在面前时，一下子就找回来了，一年半，真结实！于是，就会生发出许多感慨。
当然，更多的感慨还是与郎朗的谈话中。他的见识，他的口才，他的表达能力在此以前，我总觉得与他的钢琴水平不能平衡。看到他在获大奖时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够从容，说起话来总像心里没底。而现在，1999年的郎朗谈吐镇定自若，而且很有一番见地了。特别是对音乐的理解，令我感到他突然高长起来。由此，我感慨美国的环境。郎朗真是幸运儿。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一丁半点都没耽误。在沈阳时，他跟朱雅芬教授学琴，条件优越，再多学个一年半载进北京也不妨；在中央音乐学院时，出名了，受宠了，环境由不利到越来越有利了，晚两年，等到毕业后再出外留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必一定要硬扭着来，以退学为代价出国？我相信，换个不是郎国任的家长，或许真就那么拖一下，别说拖一下，就是迟钝那么一星半点，对于正在成长的这种聪明绝顶的孩子都是个耽误。多多少少都会有所耽误。
中国有天才的钢琴家不能说少，前几代人中，被文革耽误得令人扼腕。比如许斐平，他当年被范继森那么看重，就连当时也学钢琴的杨立青（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至今都为之感慨不已。杨立青的感慨是在2000年的6 月，炎热的上海音乐学院居然比我们东北气候还要凉爽。杨立青说他不知道我写了一部《百年钢琴》，他说要是知道的话，他会给我提供一些素材的。他在沈阳度过了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他说他原本是有望在钢琴上出成就的，但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下到基层锻炼推独轮车，一家伙把手腕子弄伤，伤得十分厉害，从此断送了他的钢琴之梦。不过，他在谈到中国钢琴家时，对许斐平和许忠宠爱倍加。特别是许斐平，他认为当年太有才华了，很可惜被文革耽误了，要不，他认为许斐平会在钢琴上取得更大的作为。
说到中国钢琴家如今在国外的情况，他还是首推傅聪的。
傅聪是比较早地到国外生活。他没有跟他的父母一同在那个非常年代遭受含悲忍辱的折磨。他在国外的发展就是比在国内的钢琴家环境好，发展得好。上一代钢琴家的命运不是操作在个人手中，而这一代孩子的发展则重要在于他们的家长。所以，郎国任的大智大勇淋漓尽致地用在儿子身上，毫厘不差地为儿子成长提供条件。现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提前走，那么郎朗在国内这一年半能与IMG 签约吗？能有格拉夫曼这种大师级的老师指导吗？赵屏国教得再好，也不可能适应郎朗飞速的消化量。在国内的钢琴教育专家成功在于基础教育，经验也在于基础教育，我们的教授专家学者大多是保姆式的，而天才式的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在哪里？国内任何音乐院校是不可能培养出国际级钢琴人才的。我们的环境不行。因此，我为幸运的郎朗庆幸，为他这一年半获得的结结实实的时光而感慨。在美国一年半与在国内一年半多么不同。
郎朗这次回家可能是他最轻松自在的一次。早晨9 点半我去他家，居然把他堵在被窝里。他慌忙爬起来，穿衣洗漱，还得戴隐形眼镜，摆弄药水扒眼皮什么的，挺费劲。母亲开始数叨他：昨晚看电视看太晚了，哪有这种孩子，看到下半夜也不睡觉，这么大了，还得管，还得他爸管他。
我想，周秀兰能舍得说他吗？就是说他，也不会严厉地真说，就呆这么两天，她能不溺爱吗？所以，郎朗还得郎国任这样的父亲管。
在美国对待郎国任的管束，郎朗也并不是在国内时那么言听计从了，一方面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再一方面，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他居然也学会了反抗。那一次是在克蒂斯的音乐厅。郎朗在演出前走台。郎国任在台上跟着郎朗，还像在国内一样，像个监工。只不过他轻易不吱声。郎朗过一遍曲子，他弹的是《伊斯拉美》。前边介绍过这是一首十分难弹和曲子，技巧上要求极高。而郎朗已经弹累了，心烦了，手上的活儿就有些发毛。郎国任是眼里揉不进砂子的，他在旁边看不下去了，便没好气地训斥“未来的大师”——你瞅你弹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松松垮垮，给我再弹三遍！
其实，郎国任的声调并不高，但这份严厉的口气足以使旁边的几位郎朗的同学惊异，他们竟用一种特殊的眼神瞅郎国任，也瞅郎朗。郎朗一下子激了，他顶撞道：什么？你说什么？你简直就是法西斯！我不弹了！
父子俩头一次冲突，都在气头上。郎朗觉得父亲太不近情理，多累呀！他还让再弹三遍，再弹三遍不把手弹坏了还怎么上场？何况父亲居然当着同学的面这么训他，太没面子了。所以，他忍不住了必须反抗。而他忽略了，此时的父亲已不再似过去那么强大，那么自信。沧桑的父亲心里太脆弱了。他万没想到郎朗会当众顶撞他，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他被一下子顶懵了。等到他稍稍醒悟过来，他的愤怒被更大的伤心覆盖了。他二话没说，掉头就往外走。郎朗一看不好！心一软，马上追出去：
“在马路上，我哄他，他说，别跟我来这一套。去你的法西斯！你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你那么狂，狂下去，什么出息也没有！我任凭他训，再也不敢吱声。刘叔，你想想，人家也不容易，听三遍也够累了，你弹不好，人家耳朵也受罪。我说，我以后听你的还不行吗？”
郎朗从小就会哄人，会来事儿，几句话就把郎国任哄好了。父子俩重新回到了音乐厅，像没事儿一样。“我一高兴，就下不来，兴奋期长，我就撩拨我爸。弄激了，我爸就跟我厉害。我说，你小时候不也淘了叭叽？他说，你跟我比？我都给你奉献了！……有时候，也真得我爸管我，我性格像我妈。”
郎朗说像他妈时，周秀兰可高兴了。
“我自己出外到香港，自己打天下。很放松。我爸有时说道太多——”郎朗说这话时，面露无奈。看来，孩子大了，郎国任的确需要改改封建式的家长制了，何况他们还是生活在自由的美国。不过，郎朗毕竟是个通达事理的孩子。他对父亲的作用还是首肯的，特别是现在父亲到了美国的作用。
“我爸能把我的神经绷紧。他很细，每次演出时，他都到现场，看看音乐厅温度怎样，湿度怎样。湿与干弹琴时踩踏板用劲不同，湿呢，减轻踏板，手下键别太柔；干呢，得加重踏板，手也得使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弹出一样的声音。
“我爸还有招儿，老师没给的东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