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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读者千万别以为郎朗的比赛全靠他的父亲，而前来的赵老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可是有悖于作者意图的。（由于本书写作过程中没有采访赵老师，所以，没有从他的角度正面去写到他。）到了什么时候，郎家父子都得承认郎朗在赵屏国老师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东西，那是来自俄罗斯的东西，也是赵老师长期教学生涯和科学概括与总结的东西。赵老师有着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教学法，郎国任说，郎朗从赵老师那里学会了放松，弹琴时能够松驰下来，这很不容易。他说，还从赵老师那里学到了锇罗斯的音乐。当然还有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郎国任与别的厚道家长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从赵老师这里学到的东西，他贪多，求快，他还要努力地自觉地想方设法地从别人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比如，从外教那里学到了弹贝多芬时的跳音，原来郎朗一直处理不好这种特殊的跳音。从外教身上，他们父子一块总结出弹贝多芬的跳音不能像弹浪漫派那么蹦蹦跳跳，就是说不能纯跳，要非连那种跳，只有充分理解这种跳，才能接近贝多芬的风格。还有弹肖邦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连音，因为肖邦的东西主要在旋律线条上，郎国任让儿子从小提琴的那种连音“粘乎”上去体会，他要求儿子能够弹出小提琴的连音效果。这样以来，郎朗手下的肖邦就增加了动人的魅力。
郎国任还非常看重殷承宗先生。他毫不掩饰对殷承宗的崇拜，为子让儿子学到或者说得到更多的东西，他郎国任并不怎么顾及老师态度，这不能不对老师构成了刺激。据说有一次，在处理柴柯夫斯基的某段曲子时，老师不同意郎朗的那种弹法，郎国任说，殷承宗让这么弹的。老师马上反驳道：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郎国任就是这种“不老老实实听老师话”“惹事生非”的性格，只要他的儿子能够学得东西比别人多，弹得比别人出色，惹恼了什么人他都不在乎。
现在还接着说日本比赛吧。
日本人对这次大赛的组织安排就像他们制作家用电器，特别精细。从居住地到比赛场地，都很用心，只是他们的家用电器很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而他们对于这次比赛，却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中国选手身上。或者干脆一点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瞧起中国选手。他们为中国选手配备翻译时，只配备第一轮的，他们连第二轮比赛的翻译都不给准备，他们认为中国选手进入不了第二轮就得打道回府。这使郎朗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他在上场时信誓旦旦地对郎国任说：“看我的！看郎大爷的！”
比赛安排在仙台的21世纪大剧院。剧院空间有种豪华的景深感。过道处的墙壁上张贴着所有参赛选手的照片和简介，中国选手王笑寒和郎朗的照片都在上面。王笑寒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很受宠，他是周教授的学生，到日本比赛，却又由李其芳教授指导。名师出高徒，王笑寒的成绩确实眼见着提高，这对于条件远不如他的郎朗也构成了压力。郎朗最不怕压力了。在仙台期间，他抓紧点滴时间刻苦练琴。中午休息时也不离开琴房。实在累了，就往地板上一倒，立马入睡。而郎国任就会守在儿子身边，把自己的胳膊垫在儿子头底下当枕头。儿子睡着了，把他的胳膊压麻了，十分难受，无法忍受的难受，但他怕抽动胳膊把儿子弄醒，就那么坚持着，胳膊打着颤，额角流着汗，一动不肯动，直到儿子醒来，他的胳膊都不会动弹了……
郎朗练琴也够狠的了。李其芳趴在窗口一看琴房的郎朗光着精湿的脊梁，挥汗如雨的架式，她不禁惊呼道：“郎朗在游泳！”
好一个游泳！这是对郎朗在仙台比赛前夕练琴的生动描绘。而那些条件好的选手呢？他们可没有郎朗练得这么苦，这么酷，他们有的还买了一支枪，成天打着玩。其结果怎样？
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比赛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一届赛事在俄罗斯举行。这是第二届，在仙台。比赛包括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项。仅钢琴参赛选手就有79人。这些选手分别来自二十多个国家。这些选手无不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才来到这里的。他们无疑是全世界选拔的这个年龄段上的最好选手。比赛的竟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比赛的抽签与以往不同，所谓签，其实是一份纪念品。一个非常精美的小盒，盒子里装着工艺精湛的木制小人。选手们可以在摆放的这排小盒中随便拿。将小盒拿到手之后，揭开来，就能发现里边的小人是一个套着一个的，一共是三个小人。在最小的那个小人身上，是决定比赛次序的，谁发现了自己手里这个最小的小人身上有标号，谁就是第一个出场比赛的选手。余下的便按着选手的姓的英文字母排列顺序。这样，郎朗的L 字母排列在第12位。也就是说，他第12个出场。“第一轮我弹巴赫平均律第18首、贝多芬第四奏鸣曲、肖邦第二练习曲、柴柯夫斯基《夜曲》。
“练琴时，我爸挨屋去探听各屋情况，加石料向我秉报。听到和我弹一样的曲子，就叫我去偷听。上届老柴比赛第二名的一位女选手弹得好，我爸让我偷听。我正在偷听时，她突然出来了，一眼就看见我站在那里。我马上装着喝水，一仰脖……”
“第二轮，我弹柴柯夫斯基变奏曲、黄安伦的《序曲与舞曲》、《塔兰泰拉》。我发挥得非常好，淋漓尽致。有人居然给我献花。比赛哪有献花的？不让上台献，就到后台献，是一位舞台管理人员在间歇时送我手里的，我没见到送花人，至今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在弹第二轮时，先到后台等着。后台空调特凉，吹得挺难受。脑子倒是挺清醒。我就想我爸的话：前边那个小孩弹得挺冲，你先稳一下，稍稍等一会儿，等平静了，再弹，不要怕超过时间限制。没事，你弹吧，不要太急。三个曲子有点相像，激烈程度要有区别。老柴不要太强，要收敛一点，黄安伦弹得要揪心，后边要潇洒，要像击鼓似的。《塔兰泰拉》要野一点，精明一点，不要砸琴，使劲不能过大，沉稳，再沉稳一点……”
郎朗说，他每次上琴前，都要把要弹的曲子过一遍脑子，如何处理，如何弹，细细地想，这是经验。也是他们爷俩总结的经验：前边选手要是弹得强，你就弱下来，要区别；要是前边选手弹得弱，你就一定要以强开始，反差鲜明，增加记忆，也能把观众吸引住。
郎朗在第二轮发挥得确实不错，还没弹完，就听评委席上喊：停！
郎朗小心地问：“不是弃权吧？”
周广仁说：“不是，是进决赛！”
决赛按排在三天后举行。
仙台第一宾馆门前的那排旗杆上悬挂着各国的国旗，五颜六色，把仙台的蓝天映衬得格外绚丽。这些国旗就是各国选手比赛成绩的晴雨表。随着比赛的进展，这些密实绚丽的国旗在日渐稀少。郎朗每天回到宾馆或离开宾馆时，第一眼总要看看这些国旗。他特别注意门前那些旗帜。因为，每淘汰一位选手，就要降下他们国家的旗帜。郎朗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格外亲切。那是他的荣誉，他代表着自己的祖国。比赛第一轮结束，剩下39人进入第二轮，中国所有参赛选手都进入了第二轮。再往下比，仅有六位选手进入第三轮；在这六名选手中仅有一位中国选手，那就是郎朗。而在国内被一些人捧着宠着排名在郎朗之前的选手怎样了呢？这种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我想，如果郎国任早知有这么一天，他大概不至于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么忿忿不平吧？
其实，郎国任的内心并没有放松。他到仙台来并不是只为自己出口气，和中国选手一决高下，他是要和所有选手比高低。当郎朗真正进入三轮时，他觉得压力格外大起来。因为从郎朗头上顶着的这面五星红旗，他就感到了足够的份量。如果郎朗一旦有了闪失，那么，这面国旗肯定要从仙台的上空降落无疑。那么一片国旗中，只剩下了四面国旗了，它们依次为：俄罗斯、乌克兰、日本、中国。在这四面国旗中，最后剩下的国旗能是哪个国家的呢？
郎朗父子仰望着中国的五星红旗，那种眼神是坚定地向往。
比赛期间，郎朗遇到了来自台湾的选手。这是三个女孩。一个叫詹未英，一个叫张晓荧，还有一个姓李，名字郎朗已经记不得了。他记得最为清楚的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