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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天精神高度紧张，第二天放松下来了。他这次显然是兴奋异常。跟我大谈自己的理想，下一步的设想。哪几个大部比较适合他之类的，给我讲文化部部长蔡wu是他北大师兄，教育部也适合他，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我听着他讲，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况且在我的心里，他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再上半格（到正部）是理所应当的，不然的话窝在这小小的编译局就太亏了。
衣老师给我讲，原来是打算让他到中宣部任副部长的，但突出不出来，所以来编译局。虽说是个副部级单位，但是一把手。
我多么希望他能起来啊，不为别的，就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男人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毕竟很少有人能走到他今天这个位置的。他那天说话的嗓门很大，我忍不住要捂他的嘴，毕竟是在宾馆，小心门外都能听见。
我说：“你差啥啊，要才有才，要形象有形象！”他说：“差常委里有一个给自己说话的呗！那谁谁（我不太知道那人，所以没记住）不就是有个人说话，就起来了嘛！”“下一步，就看云山进常委的话，就好办些。他比较了解我。”他说，团口的、公社干部咱比不了，但总归是需要些有才华的人吧！习**、李yuanchao对我的印象还挺好！听着他侃侃而谈，我打内心深处祝福着，为这个优秀的男人祈祷着。
可能这次的谈话与以往不同，有点政治的味道。我退房后2点左右去霞多丽吃午饭。饭中，他发给我一条关于王lijun事件的段子：【王氏列传】红朝六十三年春，渝州王氏被夺总兵衔赴闲职，心怀怨愤，进言朝廷，弹劾刺史。刺史薄氏震怒，遂下令缉拿。王氏仓皇出逃蜀中，一时朝野震动，举国哗然。王乃秘投美洋会馆，欲寻庇护。后锦衣卫围会馆，美酋惧，不敢纳，令会馆逐之。王被逮，仰天长叹曰：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
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王lijun事件的新闻，看了这条信息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他谈到薄xilai的做法，我说：“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一扭头看到了他恶狠狠的眼神对着我，从未见到过他如此的神情。他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这个话音落了，他也觉得似乎有歧义，我也感觉听着别扭。气氛突然就尴尬了。
这次的午饭，谈的很沉重。他要了松子酒，我不想喝，一是觉得话题沉重，二是觉得和他不是陌生人，不需要不想喝硬陪着喝。结果，他就一个人喝着，也无趣，好像喝闷酒似的。我现在想来，自己也不会讨男人欢心的。
我还给他说到我爱人的家里有些政治背景，当年我老公的姥爷也算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与赵ziyang关系不错，等等。他说政治复杂。我说不懂。他说，不懂就远离。期间，他还谈到俞可平，说俞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提俞可平，似乎在暗示我什么。那天，在床上时我还说要等开春后去五台山给他烧香拜佛，他说自己的身份也不合适去，还说普陀山的菩萨也很灵的（俞可平是浙江人）。
我说过几天即2月14日（周二）与聂锦芳约好了去北大谈书稿。还提到我正在做的翻译，需要对一些注释进行些校对、修订，很烦人。他这个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说的是因为不懂历史从而在注释中犯错误引起笑话的事情。他总是谈到什么都引经据典，文采斐然，让人觉得满腹经纶。
总之，这次的谈话充满了政治色彩，令我有些不安。他为什么总提俞可平，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与几天后聂与我谈话中提到的事情是连续的思路，这也是我咬住聂是受他指使的理由。）
2月14日，人们津津乐道的情人节，我竟然去北大与聂锦芳谈书稿事宜（聂是我的老乡，也是我的师叔，我与他爱人也相识）。他的一个课题，其中关于恩格斯的那一章让我写。
从2月10日回京，到14日，几天的功夫，我接到的几个电话或者面谈，都是很有意思或者说很集中的话题。
我认为姜、颜、聂都是托儿（此处，我用的是“认为”，表明这是自己的主观猜测）但到底是不是主观猜测，最后总会水落石出的！
关于姜海波。2月10日，李changchun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馆参观那天。上午我在宿舍收拾卫生。这个时候，接到了姜海波的电话。问我，你在哪儿呢？我说在北京。他说，衣老师在局里吗？我说不知道啊，应该在吧。（其实，衣那天就在局里，我知道的。他一大早给我信息说局里有重要活动）姜海波说：“怎么又去北京了呢？有啥事吗？”我说：“没啥啊，有点自己的事情，办完了就走。”姜问我：“你不是要调编译局吗？办得咋样了？”我说：“啊，啥啊，我怎么不知道呢？”他说：“你怎么装糊涂呢？”
我没做声。（其实，我就是装糊涂）姜还问我，年前见衣老师了吗？我说没见啊。（其实，是见了的，但不想给他说太多）
关于颜岩。我与衣老师是2月11日见面的。就当天下午，颜岩打来电话。说起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写我名字的事。然后说你在北京忙不忙啊，有什么任务没有。我说不忙，也没有什么事情。他说，过一段要在他们学校开个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武汉），问我知道不？我说不知道啊，我消息很闭塞的。他说，怎么也比他灵通啊，起码可以多见老师啊（这里也许是特指衣老师）。我说，也不多见。然后聊了聊翻译的事情。颜岩是否衣的说客，倒是不明显的，他可能就是凑巧打电话给我而已，这个按下不表。
最明显都要数聂锦芳了。回北京第一天，便收到他的信息，让我2月14号去北大找他谈书稿的事情。进他办公室，我本来准备说过年好的，但没有来得及。他第一句话就是，怎么又来北京了呢？（我晕，谁说过我不能来呢？我读的是脱产博士后，按理就应该在北京的啊。）他第一句话一说出，我就觉得这次见面并非为了论文之事。论文修改事宜说了一些，这里不写了。问我，调动的事情办得咋样了？我说不咋样啊，办不动啊。（我心里咋想的，也不愿意和他说）聂说：“你在这里待得也没有意义，回山西吧，有我们（有个疑问，聂说的我们是指谁？后来我跟衣提起聂的这段话时，衣说他算什么东西！）支持，在师大弄个博导当。”
期间，说起很多编译局的事情。包括：俞可平说，有些学者的书，书店连一本订数都没有，其中，包括我的那本《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你要是站错队了，就麻烦，编译局各个部门（什么办公厅、还有哪儿哪儿）都是北大的说了算，你也不是和哪个领导都好的人。我说，我只能和一个领导关系好，不可能和谁都好的。然后聂说，以后要把观点隐藏起来，而不是把身体隐藏起来（晕，他啥意思啊？）还说我，你其实并不敏感。我说：“我怎么不敏感了？我自己心里有谱，只不过不当先出牌的那个，平静对待一切。”
最后，临走时，再次确认我是否清楚了，还特意说了句，待一段就走是吧？（首尾照应的多好啊，都是与我来京与离开有关的事情，让我不怀疑他到底是要和我说论文还是和我说别的事情都难！）。我说：“明白了，腿在我身上，我愿意走、愿意留是我自己的事情。说不准我也不回家，也不在北京，而是出去旅游呢！”在地铁上，收到了聂的信息“较之社会问题的理解和处理，学问是最有逻辑性的，也是最符合规范的”。言外之意是，社会问题的处理是毫无章法的，暗示我什么事情。他还说，“辛苦会有好结果的”，似乎是在说论文，也似乎说的是其他事情，很隐晦，靠我自己理解。
坐地铁从北大到灵境胡同，10多站的路程，我止不住自己的眼泪。从北大回来后，心情很不好，一生气叫了中铁快运把东西都托运走了。走了个彻底，在房间里几乎再也看不到我生活过的气息。买了15号晚上回临汾的票。我平时都在西站坐车，这次因为盛怒之下买的票，没有看清楚在是在北京站上车。
晚上11点的火车，我6点多出的门，要离开就早些，到人群熙攘的候车室，才能让自己不那么落寞、孤独。走到西西友谊那里的路口，打上车了。外面已是万家灯火，我依然是孑然一身。黯然神伤地看着京城的灯火辉煌，我在内心低声说，北京，再见；衣老师，再见！我做错什么了？偌大的北京城，为什么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呢？恍恍惚惚到了西站，换纸质车票时才被告知是在北京站。还好时间还来得及，打了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