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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局言情录》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
近几天中国又爆情色新闻，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不是发生在普通的官场，而是中共意识形态产品的一个重要生产车间——中央编译局。女主角常艳副教授在被其情人——依俊卿局长欺骗的巨大痛苦中，用真名实姓的白描手法自我曝光，揭开了这家“意识形态生产车间”那肮脏的内里。
这篇情色交易自述的全名是：《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网上流传的书名简称为《编译局言情录》，全文长达12万字。与以往男性官员们的情色日记不同，一是多了些言情色彩，不完全是赤裸裸的性描写，这大概是事主性别不同的原因；二是出场的人物全为实名；地点及人物关系基本为实写；第三点，亦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女事主是将她与男事主的关系放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家队”这个大环境中描写，让外界看到围绕“国家课题”这块肥肉，“马研”圈内按权力分赃的那种肮脏生存状态。
以下是《编译局言情录》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 全文及下载：
序
1。人物关系
我：真实姓名常艳，1978年5月2日生，民盟盟员，2010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曾供职于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衣俊卿：1958年1月生，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2010年2月任现职。
杨金海：1955年生，中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
曹荣湘：原为中央编译局人才处处长，后被提拔为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
董莹：编译局人才处博士后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张萌萌：中央编译局战略所博士后，英国海归博士，我的室友。
下面的人物在我的“故事”里出现时间较晚，但起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所以不得不列出来。
张文成：中央编译局离退休干部办公室主任。
武锡生：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刘仁胜：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江洋的师兄，段忠桥老师的学生。
马瑞：毕业于武汉大学，中央编译局战略部副研究员。
张志银：毕业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刘长军：毕业于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现为杨金海老师的博士后。
2。几点说明
其一，本文不是小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各位看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多情”之人写的小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看客对我的评价。
其二，如是自己的主观感受，我会在文字上予以注明，否则都是对真实情况的一种再现；您可以质疑事件的真实性，但我有保留尽量客观、真实陈述事实的权利。
其三，本文爆出丑闻，便有承受各种不良后果、法律责任及社会效应的心理准备，涉及事件的当事人愿意起诉我的，我在等待官司及人身攻击。
一、并不愉快的相识
与衣老师（这里，我还是叫他衣老师吧）相识始于2011年3月底。此前，虽闻其大名，但因为研究领域并不十分契合，对他的学术倒不是太了解，更谈不上对他的为人处世的认知了。如果时光倒流至2011年3月29日之前，我与他都是快乐的，至少在“我们”的事情上，都不需要耗费精力。
清晰地记得，面试那天，我穿着亮面灰色中袖西服，白色衬衫，高跟鞋，戴着镶了些水钻的细细的发卡。从西西友谊宾馆出来前，在房间里对着镜子打量着自己，嗯，不错，漂亮并知性、干练，外形没有问题。穿过辟才胡同的红绿灯路口，一阵风刮来，有些微凉，毕竟是初春，路上像我穿这么单薄的人不多。我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
到了编译局，跟门卫说是来面试的，就顺利地进来了。博士后工作站的工作人员董莹给几十位前来参加面试的人员说了些注意事项，我们大家便在一个会议室里候着。
由于报考的是脱产博士后，所以面试的次序比较靠前。我记得一进会议室的门，我对着各位面试评委很友好而谦和地笑了下，也看到了衣老师的笑容。面试环节，我一贯不卑不亢，陈述了自己以往的研究积累及未来的研究设想。这里不得不提的是，我特意提了一下姜海波（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衣老师的博士生，当时还未毕业）以拉近和衣的关系。虽说是有套近乎之嫌，但我也说的是事实。
我博士论文写的是《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理论研究》1，在毕业半年后即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并于2010年桂林会议2上送给了很多学界的前辈与老师。在桂林漓江的游轮上，我与姜海波很煞风景，面对着如诗如画的漓江风光，我俩竟然聊着学术。他建议我下一步可以做一些恩格斯文献方面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这个方面目前做的人比较少。
从桂林回来后，一方面要准备国家社科基金的申报，一方面要提交博士后报名材料中的研究计划。我就写邮件给鲁克俭，他说就按照姜海波说的这个方向做。鲁给我定了一个题目“恩格斯著作的写作、出版及传播研究”3。
拿着申报社科基金的论证初稿（写的比较详细），我给各位评委老师陈述了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印象最深刻的是，衣老师一听到我的选题是受姜海波及学界其他老师的启发而来，一改先前对我的友好态度，很不客气地转头对柴方国（编译局马列部主任）说：“这不就是咱们做的那个嘛！”其实，衣老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典藏与整理研究”，我并不知道，而且我的论证角度与他们不一样（这是后来我知道的）。当时，只是觉得他在嘲笑我，题目太大了。这个我现在也承认，但我坚信，之所以能拿下这个课题，自然是我的论证有自己的独特与精到之处。
在面试中还有一个细节记忆犹新，这个细节衣也在后来与我二人所开的“卧谈会”中提到过。他说：“你们单位能放你吗？”我回答：“我们是有协议的，只要赔钱就可以！”4衣说：“拖家带口的！”我当时马上回应：“我家里边条件挺好的，在我的工作没有落实之前，家里人是不会过来的！”我心里当时想的是，按照政策有些单位是会为博士后的配偶解决借调等问题，我不需要你们为我考虑这个，我自己克服困难就是了，不就2年嘛！
至于衣老师为什么会说这个话，我到现在也是懵懵懂懂的。总之，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我与他素昧平生，怎么在听到姜海波的名字后就一改态度而刁难起我来了呢？！5因为这次不够友好的初识，使得我们后面会有联系（我去洛阳开会，一半是为与他改善关系），为后来有故事发生埋下了伏笔（我写到这里，很后悔，不去洛阳多好啊，不和衣一步步走近多好啊！）。
面试中，所报导师杨金海由于父亲去世回了河南老家，其余几位导师是：衣俊卿、魏海生、柴方国、李惠斌、鲁路、薛晓源。
魏海生问我如果脱产的招不了还读不读？我客气而委婉地笑笑说：“那可能就不读了。”（其实，就是说脱产的招不了就不读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写到这里再插一段题外话：
杨金海在面试前给衣俊卿说了自己的倾向，脱产招那个男生，别招我，怕我将来要在北京找工作，很麻烦（与我一同报考杨老师脱产的只有那个男生）6。也就是说，在我进那个会议室的门之前，结果是定了的。
杨老师在我报考前，一开始说让我读在职的，后来说两种都报，意即总有在职的保底。我报考杨老师的博士后，并非是慎重考虑的。2010年7月份出书联系了杨老师，纳入他主编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丛书”7。在请他和鲁克俭吃饭时，话赶话说到了博士后的事情。后来在11月份桂林开会时，我又说到到底报哪种类型时，杨还是坚持是在职的。我就有一点小不高兴了，觉得这人这么不利索。我一直在想，读在职博士后，没有多大意义，反而多了一些约束。而我已经说了要报考人家的博士后，如果不报的话，岂不是把人得罪了，将来也没法再联系了。那怎么办呢？不是说脱产的名额少吗？不是招不了吗？那我就只报脱产的，招不了正好，又不用读了，还不得罪人。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况且，当时有几家别的单位的老师，主动说让我去他们那里读博士后。
抱着来京玩两天，来编译局跺一脚认识认识衣俊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