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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冲撞不亚于地理大板块的狭路相逢。一些人抱定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
想拒绝这个大世界的冲击，也有一些人骨子里的自卑发展成表面的过于夸张
的傲慢，守住“你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还看不上呢”的逻辑，或者恶狠狠地
往地上啐一声“呸”，聊以泄愤，实际不损别人一根毫毛；也有些人以为守
定了一些文化符号，就守住了祖宗的基业。一谈中国的艺术品，必搬出些绘
着“嫦娥奔月”、“八仙过海”的鼻烟壶，津津乐道于笔触的细腻和繁多；
或热衷于比赛在一张薄绢上绣几千几百个童儿，在一根头发上刻几十首唐
诗。我不想贬低这些工艺品，但是沉溺于技巧的熟练，忘记了艺术的本质在
于升华灵魂，只能把一个民族可贵的才华和生命浪费在工匠的复制中，而我
们需要的是大师。
在纽约，我采访了在纽约时装界颇受青睐的来自杭州的服装设计师韩
枫，发现她的作品中并没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图案。她解释说，中国服饰文化
对她的影响并不体现在盘扣和绣花上，而是表现在整体的韵味上。比如她设
计的夜礼服就吸取了旗袍简单流畅的特点，以前后两片布料来衬托女性婀娜
多姿的曲线。她的设计不仅出现在美国一流时装杂志上、高级商店中，而且
还作为艺术品在现代博物馆展出过。美国时装专家说，她的风格在与时装主
流的融合中反映出东方特有的气质。这使我明确了这样一点认识：所谓发扬
传统，应指精神上的继承，而非细节上的模仿。我们的文化根深基厚，为何
要抱住一些坛坛罐罐不放呢？
当东方的古老文明在昔日的繁荣和今日的挑战面前产生困惑的时候，西
方的发达国家也遇到了自己的“误区”，表现出幼稚的自高自大。比如曾经
由各种外来文化相容而成的美国社会在二战后的强盛中滋生了一种“世界即
我，我即世界”的自我封闭意识。我国某部长一九九四年访美时，美国《时
代》杂志的董事长曾问他：“请问你们中国的媒介什么时候开放呀？”该部
长回答说：“中国的电视中有30％的节目是从世界各地引进的，而美国主流
电视中有多少外国节目呢？到底哪个媒介更开放呢？”一九九六年，《杨澜
视线》节目的一个话题是一个调查，看看中国和美国十四岁的中学生（二○
○○年中学毕业），谁更了解世界，结果表明，中国学生对世界历史、地理
及科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美国学生。一个中国学生可以用英语回答出美国
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名字。而不少美国中学生却说不出上海是哪个
国家的城市。美国，该为自己下个世纪主人的知识素养操一点儿心了。
在这个文明互相撞击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面对现实。想拒
绝冲击是不可能的，想放弃根脉也是愚蠢的。我想起明子的那句话：“重要
的是做一个完整的人。。。文化是相通的，只不过人们给它们取了不同的名
字。”
此时，在我眼前出现的是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山脉和海水。我想，深厚的
文明是经得起碰撞的，它反而因为对手的势均力敌而更显存在的价值。交锋
处，自会山岭巍峨；相融处，又何妨柳暗花明？
让我再回到在土耳其的旅行吧。在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我游览了
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圣索菲娅清真寺。它建于东罗马拜占庭时期，当时
是一座东正教教堂，十五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定都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康
斯坦丁堡），遂将它改建成清真寺。如今，它依然是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
其气势恢宏的圆顶（直径达三十多米），傲居世界之最。它更像是一座博物
馆，在那里，《古兰经》的格言与描写《圣经》故事的瓷砖画相安无事地并
肩陈列在古老的墙壁上，希腊—罗马式的廊柱坚固地支撑着伊斯兰绚烂的图
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安详地在这交融的东西文化中流连忘返，地理、宗
教、种族、文化的不同没有使任何人产生坐立不安的焦虑或失落。彩色的镶
花玻璃窗中，透过迷人的太阳的光芒，时间仿佛在一瞬间凝滞。导游告诉我，
“圣索菲娅”的意思是“神圣的智慧”。
毕竟，人不是为那些界线而生活的。跨越界线，让我们的视野更加辽阔。
家住侯家路
摇到外婆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分。成年人见面时往往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上面
印着“经理“、“教授”的字样，那是指职位；作为主持人的我常常在介绍
来宾时冠以“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作家”的头衔，那是指成就。而对
于既无职业，也无成就的孩童来说，他们的身分往往只有依靠与他人的关系
来确认，如“××家的小孩”等等。
在我的童年时代，曾骄傲地拥有自己的身分与标志。那是一条小手绢，
上面用红棉线绣着我的名字，下面一行小字：“家住侯家路112
号”。今天
不少名人因为其名家喻户晓，没有必要在名片上罗列繁多的职位与荣誉，也
常常采取这种只印姓名、住址的方法。而幼小的我别在衣襟上的小手绢，似
乎就有类似的去繁就简的功能。当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我丢了。
侯家路112
号是上海外婆家的地址。那里与城隍庙之间有两三分钟的
路。我在那里从一岁半呆到四岁，后来又断断续续住过两年。那里是我记事
以来最早的坐标，我的第一个社会标志，就是住在侯家路112
号的那个小女
孩。
然而，今天我只能在记忆里搜索这个方位了。今年夏天回国时，我兴致
勃勃地拉着吴征，去“瞻仰”儿时的故居，准备指指点点、吹番牛支。但是、
晚了。侯家路一侧的房屋早已被夷为平地，被水泥墙围了起来，据说是香港
明星成龙、梅艳芳等等资在这里建“明星城”。用不了多久，琼楼玉宇、灯
红酒绿将赋予这一片地区不夜的繁华。斜马路上的公用电话亭还在，但一年
之后整个城区都将被拆除。我正长吁短叹，吴征一把将我拉到一边，一辆三
轮车从我身边飞快地驶过，上面装着叮满苍蝇的西瓜皮。
我的近九十岁的外祖父母已于去年迁出了他们生活了七十多年的侯家
路，搬入浦东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年迈的他们一如既往的豁达，并不因故居
难离而多愁善感。他们说，现在不必每天爬上爬下嘎吱作响、狭窄陡峭的木
楼梯，可以告别老式马桶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又可以呼吸着浦东新鲜的空气，
何乐而不为呢？
伤感的倒是我这个年轻人：永远失去了那条湿漉漉的小巷，失去了门前
菜场那几只半人高的成菜缸，失去了隔壁卖话梅、粽子糖的烟纸店，我童年
的“身分”还找得到吗？
幸好，记忆还不曾丢失，而且随着我的唯恐丢失的慌张，更加清晰起来
了。
我第一次住进侯家路的时候，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这当然不是我当
时的记忆，而是妈妈事后告诉我的。因为当时我还只有一岁。那时年轻的父
亲远在阿尔巴尼亚当援外专家、年轻的母亲即将离开北京赴湖北阳新五·七
干校报到，她本想把我一块儿带去，可是外婆硬是不同意：“这怎么行呢？
农村条件不好，说不定奶粉都不好买，还是留在侯家路，由我来带吧，保证
养得白白胖胖的。”
外婆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生育抚养了五个孩子。论持家养孩子的经验
在邻里中被广为称道。我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于是襁
褓中的我，含着奶瓶，躺在东摇西晃的火车里，摇啊摇，摇到了外婆桥。
侯家路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不宽，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每年梅
雨季节一过，家家户户开柜翻箱，要在煦日中把捂久的阴湿驱散。于是，整
条街的半空中，被单招展，衣裙飘扬，有万国旗齐聚式的气派。
到了盛夏的傍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热不可当。一排排竹椅被搬到街
上，一户户人家也短衣短裤地出现了。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这时，
后院的老伯会摇着蒲扇，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个鬼故事；居委会的老太太们
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男人们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
衣服的木夹子。。最可怜的是那位胖公公，数他输得最多，往往两只耳朵都
夹满了，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仍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