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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他写进了小说。
别的人，包括我们那些中学同学也不会告诉他——大家都在忙着，你能想象在美国曼哈顿料理跨国公司生意的富商、北京城里为生计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日理万机的副省长、忙于与当地政府负责人一道遮掩发生
矿难的黑心矿主，知道这个世界上出版了一本描写知识青年题材的小说吗？你能想象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会写信给黄河岸边一个叫吴克勤的人，说“有一部小说写到了你”吗？
你当然可以说这些人都是从一所中学走出去的同学，但是，岁月的河流，人生的不同轨迹，早就把“同学”这两个字销蚀得斑斑驳驳，它早就无法为我们提供关于“类”的任何信息了。
所以，我坚信吴克勤没有读到我的小说，我也坚信吴克勤并不知道这个世界曾经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同样满怀豪情奔赴革命圣地洛泉插队的知识青年，有的在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重新得到权力以后被调回北京，进入国家权力部门工作，不久成为处长，不久成为副厅长，不久成为厅长，不久成为某公司总裁；有的花尽所有积蓄千方百计调回北京，不久却被裁员下岗，被强制拆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其间的老城区，成为远郊住宅小区条椅上孤独地享受阳光的老人；有的在农村干活过于努力，因为腰肌劳损而佝偻；有的则由于胆大妄为而成为大款；有的由于常年过不正常生活得了恶疾，过早离开了人世；有的非法贩卖盗版光盘，由于逃避城管人员的管理被汽车撞死在马路上……
就像“同学”的概念失去了本身意义那样，现在谁还使用“知识青年”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又能覆盖哪些人群呢？经常还会有人召集搞同学聚会之类的事情，在这类聚会上，这些人究竟能够找到多少共同语言？不要说境遇不同的人，即使是境遇相同——比如同样的大福大贵，同样的当了高官，同样的赤贫如洗，同样的无权无势——坐在一起又能够说什么呢？你能述说近乎于黑道的甚至连带几条人命的原始积累过程吗？你能述说为了得到某种权力进行巨额贿赂的事实吗？你能向另一个几乎活不下去的人哭诉你的艰难吗？你不能。
吴克勤说得对：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开头，但是后面的叙述却大相径庭，你找不到任何内容上的交叉。在人的广泛社会联系中，在人的丰富的精神活动中，“同学”关系显得多么纤细和些小，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吴克勤肯定不知道鲁平的故事。
鲁平是我和吴克勤的同班同学，也在洛北插队，距离我插队的村子三十华里。就在所有插队知青按照时代和良心的要求在田地里和贫下中农一道艰苦劳作着的时候，就在吴克勤这样的先进知识青年相信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改天换地，让贫穷的世界富裕起来的时候，这个从就小不声不响却淘气得没边没沿的家伙，竟然从来没有下地干过活，也很少到知识青年集体灶上吃饭——原来，这个家伙一直在像黄鼠狼一样半夜潜行出去偷老乡的鸡，然后在他独自住的窑洞里炖着吃，没过半年，村子里的鸡基本上就绝迹了。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这个总是阴郁地打量人、甚至连大队党支部书记都怯着几分的人做了这件事情。鲁平做过的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是把生产队一只三岁毛驴拉到宿舍，照脖子就是一刀，然后像炖鸡那样在锅里煮。驴肉很难煮，而丢了驴在农村又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队上的社员就全部出动去寻找。那时候群众对于鲁平的人品已经有了怀疑，队长就尝试着到他这里来看一看。果然闻到了肉香！生产队长让几个基干民兵强行突入，那个瘦小的人正坐在锅灶前慢条斯理地撕扯着煮熟的驴肉，看见荷枪实弹的民兵不但不怕，还慢悠悠地说：“先甭急，等我把这块肉吃完了跟你们走。”
这在当时是不小的罪过——驴是生产资料——鲁平就以破坏生产罪被关了半年县大狱。出狱以后，鲁平还到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集市上去过，所有人都像躲避《水浒》里的牛二一样躲避着他，包括他往日的同学。后来，很长时间听不到他的消息，有的说到他缅甸参加缅共打仗去了，有人说他被砸死在了煤矿巷道里……各种极端的消息彼此矛盾冲突，但是在证实这个人的必然结局方面，却都很合乎逻辑。
一九九三年年底，我调动工作回到北京，参加中学同学在一个豪华酒店里的聚会。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鲁平！
此时的鲁平风度翩翩，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光可鉴人，看上去完全不像商人，倒像是一个级别很高的首长。级别很高的首长因为手里掌握巨大权力往往显得很温和，而显得很温和的人又往往是令人生畏的人。所以这个个子不高的男人出现在我们这些已经被证明人生失败或者完全说不上辉煌的人中间的时候，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他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他用微弱的声音向巴望着他的大家打招呼，所以我并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地位很高的人往往时间都很宝贵，鲁平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我们中间，他像所有大人物在这种场合那样只呆了五分钟，和大家碰了杯，也没喝，就在人们热烘烘的簇拥下离开了酒店。
关于鲁平的议论马上在进食他赏赐的美酒佳肴的时候展开了。所有人都钦佩地认为鲁平是我们三百多名同年级同学中最为成功的人士，语气和目光中那种艳羡和尊崇，绝对真实，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
鲁平目前的公开身份是某
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北京很多有名的楼盘都是他的杰作，经常出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上。这个人究竟有多少资产，是一个没有人能够说清的问题。
有意味的是，人们往往更加喜欢谈论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同学聚会谈论的都是鲁平的财富。
我听到一个同学——这次聚会的一应开销，都是鲁平让这个人代为料理的——说到他前不久曾经被鲁平邀请到家里做客，这个因为能够接近鲁平而显得很高贵的人尊严地说道：“地点在好像是在温榆河北岸，一幢巨大的独体别墅。我现在只跟你们说他的
客厅。客厅一百五十平方米，摆设了很多据说不是复制品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价格，足够把他所在的整个别墅区买下来。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鲁平让我看他的‘镇宅之宝’。这是镶嵌在深棕色木质地板上的这么大一块黄金，”我们那个同学站起来，伸开双臂形容黄金的体积。当张着嘴巴的同学对于黄金体积的大小获得一个概念以后，在人们的惊诧之中，那位因为说出了一件罕见事物而显得有些自负的同学重新坐下来，“甭说别的，你们就说这块金子吧——值多少钱？！”
没有人能够算得出值多少钱。
于是那位同学继续描述那次至少在他个人经历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游览中看到的东西。
鲁平是我见过的成功者中最不具备家庭条件支持的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不是高官，按说他没有理由获得这样的成功，但是他竟然就成功了，这说明这个时代的确在创造奇迹，不但在创造有权有势的人的奇迹，同时也在创造着鲁平这样的没有形状的人的奇迹。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多事，总要想到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我又在想：一个善良的普通人，能不能得到创造这种奇迹的条件和机遇呢？我还在想：如果我插队的那个地方有十个鲁平这样的人，谷庄驿公社不就变成土匪的天下了吗？还有什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幸亏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如果”，实际情况是——那里只有一个鲁平，其他二百多名知识青年都是一些被时代驱赶着老老实实走自己的人生之旅的人，所以那个地方不但没有变成土匪的天下，它还是一个按照标准模式运转着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天接一天的时光延续中，遵循着人的良知，同时也护卫着社会的良知，所以，世界才没有完全变成土匪的天下。
当这些人疲惫到没有力量遵循人的良知，无力再对这个可爱的世界进行看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在这次同学聚会上，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吴克勤的事情。
53。回到初始的地方（1）
八十年代初，实行将近三十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被改变，开始实行带有私有性质的土地制度，即所谓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