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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无偿或低价的翻译再版授权，在短时间里几乎不可能，正式出版社不敢冒未有授权的风险出版。后者是对于非畅销性类的科技书出版，出版社采用的是作者垫支印刷费用或自我负责印刷的办法，一句话，我出版社只卖给你一个书号，剩下的工作和风险都是你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尝试，按祝建国的想法，我让阿唐太寄了一本有关VB的书。我们三个协力翻译完了第一章后，意外地发现这是一本普及类的书，并不是我们希望的用于编程的工具书。
此前，中关村出版的科技翻译书刊，大都是未经原作者授权的。等到我们想做的时候，大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利於此等行为，一句话，太晚了。阿唐也是犯了跟风的错误。
其次，我想到了抢注商标的办法。
我当时预料到了国际著名公司很快就要全部进入中国市场，如果能在此前抢先在中国注册其商标，届时可以大赚一笔！
联络了XX学院的小白，他北大法律系的同学就在国家商标局工作。尝试的结果是此路不通，大意是，凡属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即没有明确的市场行为的商标注册，如果日后与海外原商标持有者冲突，中国不保护境内的第一注册者。到底这是中国法律上的定义还是人为的行为，我一直不清楚。这个中国特色倒是应该向世界推荐。
再次，我对GPS车载定位产生了兴趣。
我的一个本科同学在航天部某院做GPS定位的研究，已经有了原型机。我们设想了将其小型化后，装在汽车上做为导航，定位，搜索，交通控制及防盗的用途。为此，我们把那台原型机装上了车，我驾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整整一天，来帮助我同学测试其精度及稳定性。
此事的难度在于市场和技术两个方面。技术上的问题是定位精度不够，当时是用美国的24颗定位卫星的公开资源来定位，精度只能达到100米，这对于城市街道定位是不够的。市场上的难度是触及到了国家安全部门的权限，如果不是与公安部门联手研发共同推广，恐怕就是搞出来也不会允许你销售。
对于94年的阿唐而言，这基本上也是一个有限资源试图做无限事业的范例。
今天GPS的车载导航定位已经完全商业化了，这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和技术上的关系并不大。
又次，我和祝建国的同学探讨了在北京昌平做货仓式销售的可能性。这一想法是来自于美国的自选商场，如COSTCO。
设想是联锁店，电脑管理，非门面营业场所。利润点除开本店商品销售收入，也包括联锁扩张的概念销售收入，即你出钱，我帮你照我的样子建起来，你要付我转让费。在95年，如果我能够在中国静下心来做一年，这一想法也不是不可能做大的。当然，2000年我回国时，货仓式销售已经遍地开花，但这并不能说明走在前面的几个赚不到钱。
在尝试过所有我不熟悉的领域之后，我们最后又回到了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技术贸易，准备引进来走出去。
走出去做的还不错。在拿到营业执照的第一时间里，我和董强赶到北大新天地签署了代理销售“中文之星”的协议。95年，大概在新马和北美等地卖了有一二百个正版拷贝。
引进来则全无成效，除了几本编程类的书籍之外，再无其它的东西可言。
我当时的想法是，贸易收入应该负担起公司日常营业的支出，今后的发展还是要靠产品的开发。因此除开在贸易领域打转转外，我也对产品开发倾注了精力。
当年从天翔率先出走的金晓光，已经从深圳回到了北京，仍然在9403的技术开发部。这些年，金晓光一直活跃在软件技术开发的前沿。我约见了他，请教在当时中国的软件市场，还可以做些什么？
他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还能做什么，你把国外的软件拿来卖就好了！”
这就是当时中国顶尖的软件开发人员的想法。也就是说，软件产品的开发环境和方法上，我们距离国外的先进水平相去甚远，尤其是软件的系统设计。自己关起门来搞的，无非是闭门造车的低水平自我重复，意义实在不大。在国外软件的冲击下，最后一定会一败涂地。
当时，阿唐对金晓光的言论体会并不深刻，今天再看回去，才得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这一现象。应用软件的发展，是依附于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的，系统运作的商业模式和信息化的普及程度，对应用软件开发的影响远远大於技术手段发展的影响，说这是本与末的关系也不为过。一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模式，一定是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这在当前地球村的大趋势下，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即使以中国曾经如此封闭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也逐渐向发达国家模式接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试图保持自己的软件信息产业独立发展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或许，与印度一样，变成世界软件的加工厂，是一个很好的出路。
祝建国自己有一个很朦胧的想法，做管理信息系统。实际上，这一想法已经离后几年大行其道的的数据库管理相去不远了。限於技术水平和视野的限制，这一设想最终也没有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产品上。
在近两年的老枪史上，经营的重点始终放在技术贸易之上，原来设想的技术开发，没有真正地变成现实。
第五十九章 京城车夫
第五十九章京城车夫
北京前门西大街。
我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临近前门大街时，我临时起意，做了一个右转弯想上前门大街。刚刚转过来，路边两个警察一招手，把我的车截停下来。
把车开到了路旁，我心里骂道，这中国的警察和美国的一样狡猾，专门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抓人！
坐在车里，我按照美国的习惯坐在车里等警察上来问话。左等右等，警察都不上来，两人居然站在一旁自顾自地聊上了。
我一想，好像不对，我应该上前去问候警察先生。
下了车，我满脸堆笑地走上前去。这要是在美国，估计那警察已经拔出枪来指着我大喊，别动！
两个警察停止了谈话，转过脸来看着我，“噢，你到底下来了，我们还以外你要在车上坐一辈子呢！”
我陪着笑说，不懂规矩。
警察问要我驾照，我就把那个加州驾照掏出来递了过去。
警察翻来复去地看了半天，对另一个警察笑着说，“这洋文咱也看不懂啊！”
又转过脸问我，“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语调里充满了好奇，脸上的严肃早就无影无踪。
“中国人在美国。”我连忙解释，脑海里浮现出北京人在纽约的情景。
“噢，那就是绿卡喽！”警察知道的还挺多。
“是，是！”我赶紧顺杆往上爬。
“你们美国开车被警察抓住了，都不下车吗？”警察还有闲心跟我聊天。
“对，都是在车上等着警察上来问话。”我很耐心。
“那为什么呢？”警察的好奇心还很重。
“可能是怕抓到的是一个坏人，跳下车跟警察拼命。所以，警察不让你下车。”我依旧耐心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
“美国警察厉害不？”另一位也上来凑热闹。
我笑着说，“不厉害，依法办事。”
然后警察递过一个罚款单，写着：禁转路口右转，罚款5元。交了罚款，警察问我，“服不服？”
我说，“服！”
“那赶紧走吧，这个路口不能右转！”警察很客气地跟我挥挥手道别。
上了车，我才注意到，前门西大街路口旁边真有一个小小的牌子，画了一个禁止右转的标志。如果开车在100米外，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得清楚！
在北京开车的一个难题是，需要记住太多的特殊路段的行驶方向和禁行规则，而且，这些规则还总在变，一不小心就落入了陷阱。
这是阿唐京城驾车的第一次惊魂记。
94年11月，在从寰宇辞工的同时，我也自大唐公司脱离出来，在接受了一些滞销的硬件产品后，我也同时接受了那辆面包车。从此，我成了京城有车一族。
在从美国海归之前，我曾申请了一个国际驾照，想用于回国之后的汽车驾驶。等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国在此点上并未与国际接轨，那个国际驾照根本不能用。
没奈何，怀里揣着张加州的驾照卡就驾车上了路。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