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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之下，说又不是没车子。突然她看见了我俩，欣喜的叫了起来，让我俩帮帮忙，我们只好不情愿的下车了。原来她要我们帮忙搬货，这个女人带动三个长、宽近两米，直径近半米的大包，我们帮她搬到了停车的地方。我考虑到衣冠须保持整洁，就和上海女人一样只用手提这玩艺儿，包挺沉，不知装些啥。汉川人没这么多顾虑，他弯下腰背起包就跑，那样子挺滑稽，个子不高的他活像过去战争片里偷粮食的鬼子兵。
等包一抬完，我就上了车，上海女人也没道声谢。
车上映的影碟出了问题，老板又换了部片子，这片子是台湾拍的催的眼泪的玩艺儿。讲的是水污染和苦命孩子的故事，那受人歧视的小孩最终溺水而亡了。连自来水都安不起和用不起的人家使用我们对台湾的富裕产生了怀疑，尽管这是讲70年代的事，可仍让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憾。我不喜欢看这类玩艺儿，因为我本身过得就不是很痛快，再看这种悲惨的影片不仅达不到娱乐的功效，反而会给我的思想增加负担。真到现在我想起这片子还难受，真不明白老板为什么会放这部片子，难道是因为这部电影便宜么？
路上车又停了几次，因为车没装满，老板就中途揽客。这就是客运公司与私家车的区别，一般客运公司的豪华车是不准中途带人的，但私人承包的就不管这些。有几个人大概是置了货，蛇皮袋里的鱼发出浓烈的腥气。前面座位的弹簧和调节装置也坏了，压迫着我的双腿，让我不能动弹，我只好用力往前推，可又推不动。
卧铺车上颠簸的厉害，我一直没有休息，加上那乏味悲伤的影片终于把我催眠了。待我再次睁开眼时，已到了上海，那个汉川人已经下车了。悲情影片也放到了结局，打出了序幕。车子进站了，还好它停在了市区。我快步迈出车站，拉住个警察问他到延安西路怎么走，可有公汽直达。他说还是坐的吧！公汽还得转车呢！我又问有地铁吗？他说地铁这段还没竣工吧！蓝色的的士在这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可我刚到上海，想能省就省，并不急着将口袋里不算太多的人民币为上海经济发展做贡献。
所以，我想走出这条街道再说，看看候车点的站牌上有没有直达延安西路的。走了一条街，问了几家开店铺的，他们都大摇其头。突然，我发觉前面就有个地铁站。我连忙跑进去，里面早已竣工了。那个警察纯粹是老外，莫不是个车站保安冒充的？不，只能用他歧视我们外地人，或对这一带太不熟悉来解释了。进了地铁站，我的心情有些激动，老实说，我是第一次坐这玩艺儿。买票时我问小姐到延安西路怎么走，售票员大概也是刚招的工，对上海不太熟悉，但她挺热心，帮我问了问那个年长点的。被问的那位也摇了摇头。我想：先不管它，到了市中心再说，还怕没有公汽到延安西路么！
没想到地铁的电梯坏了，我只好走上去。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向车站的工作人员投诉。当工作人员告之这是日本产品后，她们声讨了番小日本，转而又大赞德国货品质好。有个手拿小红旗的人注视着地铁轨道，当地铁呼啸而来时，他开始通知大家准备上车。人们鱼涌而入，刚刚打开的地铁车厢似乎会被这么多人撑破。两个拿着钢化杯的警察走了进来，他们闲聊着什么。我问他们这趟车是否可到延安西路，他们点点头，但等我问出版社的地址他们就黄了。
我只好自己盯着车上的地铁路线图，和我一起进来人民大多捞了个座位，而我却不得不站着。我想待座位上的人到站下车后歇歇，却一直没等到机会。当我走出站口时，看见两个小孩踢足球，我一面为这些无忧无虑而高兴，一边为自己怎样找到出版社而担心。这时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走到我面前，他刚才一直站在我背后，他向我指明了如何去出版社，原来出站过人行天桥再左转就可以找到了。马路这边是双号，那边是单号，我高兴的向他道了谢，就直奔出版社去了。可到了出版社我才发觉楼拆了，真见鬼！
有个守门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了编辑部的名字。他说早搬走了，不过不远，他告诉我怎样走，怎样找那标志性建筑物。可惜他的普通话太不标准，我听不太明白。但我不知怎么竟稀里糊涂的点了头。走来走去，也没找到那幢大楼。于是我先找家旅馆住下，可问一问价钱都太贵。我只好先跑进澡堂子洗个澡，想待澡洗好了再想办法。
第三十四章
那该死的澡堂还没开始营业，我只好先等了半个小时，待澡堂刚一开始接客，我就进去洗个痛快，谁知洗到一半竟停了电。我只好咬牙切齿的摸黑走回自己的床位，好在我没带香皂，要不就掉的大了。好在很快来了电，我又去洗。
※※※
浑身清爽后，我问澡堂老板，这里的电话能不能打。我说：“我会付钱的。”当老板问清是市话后，就免费的让我打了个。不过这里洗一次收6块，比武汉的快贵一倍，再怎么着他也不亏本。当和编辑接通后，他让我马上过来，我问清了大厦的门牌号和名字特征。
再次去寻时，很快就找到了。原来我刚来时就从这里走过了，由于我过分拘泥于看门人不甚标准的普通话，而没对谐音和音近的招牌进行仔细搜索，以致于白白错过了。一个个子不高，但很精干的中年编辑在一楼接我。我们乘电梯上九楼他们的办公室时，那忙忙碌碌的人，和用木板隔起来的桌子让我产生了错觉。我觉得自己似乎到了一个大CALL台，这家出版社临时租赁的办公用地从外面看与CALL台的确有点像。坐到办公室里，我们说了会话，我的肚子就饿得呱呱叫了。编辑大概也听见了我的腹鸣之声，就带我去吃饭了。
上海的饭菜香味太浓了，我有点吃不惯。可周围的人们唧唧喳喳的说着话，男编辑又不停的向我问寒问暖。我并不介意这是顿普通的盒饭，，但他仍不停的向我道歉，并保证活动完后，有顿大宴。事实上，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当然我还是有点害怕这表面的客套后有个圈套，比如要我交会务费什么的。我手头的钱不多，要这样我就惨了。
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了办公室，他让我待一会儿，有个编辑安排我的住宿问题。在领我参观了他主编的另一种杂志后，我坐了起来。回忆两个编辑室有何不同，同时品味着他所赠送的杂志。
那个负责安排住宿等事的编辑终于来了，他把我引到了长教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我来过，但因为价格太贵，我走开了，现在又进来。那两个招待员又上海话嘀咕着“他来过了”。我的脸一红，生怕编辑看出我的窘态，后来一想：我有什么好害羞的，这里价格太贵，咱住不起，难道还没权走开吗。住招待所要交押金，这个编辑身上没带钱，让我自己先掏钱先交上。他们把钱叫做“钞票”，听起来怪怪的。我掏出张百元大钞递了进去。
那个编辑安慰我：“钱会给你，结帐时押金退给你。”我笑了笑：“没什么。”待我到房间后，编辑向我介绍了上海的主要景点，并给了幅地图给我，就告辞了。我拨通了一个上海读书的同学的电话，当然我不知道他在不在。岂料他居然就在寝室，只是他今天还要考试。看来上海交大的放假时间特别晚，既然他不可能陪我，我聊了会就挂了电话。
我突然想起田珍说她要回上海过年的，她还给我留下了在上海家里的电话。我想了想，走出去，决定给田珍挂个长途，看看她在做什么。我决定打她手机，电话通了，我说：“喂！田珍你在干什么？”她说：“你呢？”我说：“无聊呀！”她说：“我在准备做爱。”
我吓了一跳，准备把电话放下。
她笑了，说：“骗你呢！你这个小孩就是开不得玩笑。”
“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先告诉我怎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打电话。”
“这段时间太忙了，总之一言难尽。”我支吾支吾的说。
“我在上海，你在哪？怎么像在打公话呀！”田珍说。
我的心顿时跳了起来，问：“真的？别骗我。”
“谁骗你！”
“那你过来吧！我在延安西路1527号，长教招待所。”
“真的，那我马上过来，不过我在浦东，恐怕你要等一会儿。对了，商量好在哪儿接我，别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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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田珍就数这次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