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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使他倍感家庭的温馨，他有点陶醉在妻子细心周到的抚慰之中。
一切都是按照事先的密谋进行的。那微笑，分明是魔鬼的面罩。正是这张笑脸完全麻痹了这位老实淳朴的工人。如果女人以另一种方式去冷落他，或与他吵闹，那么结局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被伪装的假像蒙蔽而浑然不觉，也许不仅仅是这个男人的悲哀。
这位忠厚的工人，喝下妻子亲手端来的面汤后不久就躺下了。可是，他并未能躺在他所渴望的新婚不久的妻子的床上，而是被直接送到医院的病床上。一直到次日下午他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沈寿全唯恐他不死，又暗中指使倪秀敏在煎熬的银耳汤中再次投入足量的砒霜，终于达到了罪恶的目的。
他们以为干得天衣无缝，100多天过去了，竟然风平浪静。如意算盘又一次次地在他们苟合的夜晚拨拉着。正当他们准备为结为永久夫妻采取下一步行动时，一封署名“群众”的人民来信搅黄了他们的美梦。其实，他们鬼祟的行径早被当地群众察觉，倪秀敏的父亲和丈夫先后不明不白地死去也早已引起人们的怀疑。三个月后，公安部门开棺验尸，在铁的证据面前，他俩双双在逮捕证上签了字。
法律没有饶恕他们。即使让女神雅典娜来判决，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取一颗黑石子投进钵子，宣判他俩的罪行。
2 一个农家女的愚昧
2 一个农家女的愚昧
王淑英本不该到监狱来度过她的余生的，但是，她还是来了，而且是罪有应得。说她不该，是因为她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来解除与其夫的婚姻关系；说她罪有应得，则在于她终究触犯了庄严的法律！
她是文盲，在女杀人犯中，文盲占66．9％。她愚昧而蠢笨，但奇怪的是，即使她天生愚顿，在谋杀亲夫前也以温顺伪善的面孔出现。这或许是女杀人犯惯用的手段，也是她们之所以容易得逞的根本所在。
她的婚姻完全主宰在父母手里。当她还睡在摇篮里时，父母就把她许配给了邻村的胡奉鸽，属于那种典型的“娃娃亲”。
她17岁时，父亲去世了。19岁那年，男家正式提出娶她，母亲便替她作了主。
她出嫁了。身穿大红袄，头戴大红花，手撑大红伞，坐着独轮车被推到了男方家。这在1965年的淮北农村也是够风光够气派的啦。
父母包办的婚姻是一种碰运气婚姻。两人合得来，上下差不厘，也能乐乐和和地过一辈子。运气不好的就甭提了。
王淑英则没有碰到好运。
闹洞房的人散去了，新房里只剩下她和胡奉鸽。姑娘和小伙子都显得羞涩，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胡奉鸽便先于她躺下睡觉了，把她冷落在一边，她不好意思脱衣上床，只好呆呆地静静地望着两根流泪的红蜡烛坐了一夜。
两年过去了。一次，妯娌们在一块闲扯起“私房事”来，那放荡的语言是令男性公民们咋舌的。她虽为人妻，却不知道嫂子们在讲些啥，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嫂子惊诧了，跑去问她们的婆婆：“娘，孩子他叔有病吧？结婚都二年了，孩子他婶咋不知那事呢？”
“你们瞎说个啥哩，好好的人能有啥病？”婆婆满脸不快地把嫂子们好一顿冲。
其实老太婆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儿子的病，做娘的哪能不知？儿子的生理缺陷这件秘而不宣的事一旦泄露出去，儿子再到哪里去娶媳妇？精明的老太婆盘来算去，最后决定立即招回已经出了嫁的女儿们来商讨这件大事，研究“泄密”的对策。
家庭会议是在一间小屋里秘密举行的。全家合议的主张是：要让王淑英生个孩子，这样既可以稳住她的心，又可以证明胡奉鸽无病。一箭双雕，合家欢喜。
可是，这个实际上极为愚蠢的主张，后来却使老太婆永远失去了儿子。
是夜，天热得让人难以忍耐。王淑英把席子从床上抽下来铺到了当门的地上，然后就同胡奉鸽一起躺下了。半夜时分，“丈夫”和她亲热起来，所有的程序都和往日不一样了，她感到奇怪。过后，她才发现从她身上下来的不是胡奉鸽，而是老太婆的大女婿。她没有喊叫，打那以后，她才算明白嫂子们说的“那事”是啥事，她也才知道自己的丈夫不是个真正的男人。
后来，她向婆婆提出要同胡奉鸽离婚，婆婆怒吼道：“甭想！你活是胡家的人，死是胡家的鬼！”
王淑英没辙了。遗憾的是她没有也不懂得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也不知道法律是可以保护她的。愚昧和无知使她误以为老太婆的话就是“圣旨”。
大女婿多次“行动”，如期实现了老太婆的计划，终于让王淑英生了个儿子。大女儿认为圆满完成了母亲交给的任务，从此对丈夫也实行了“管制”。但是，王淑英却一发不可收拾，她按捺不住青春的欲火，竟主动勾搭上了同村的赤脚医生——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光棍汉。他们明里来暗里去，婆婆虽然觉察，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儿子无用，她又能奈媳妇几何？
放纵和无人管束，使王淑英和赤脚医生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再不愿做“露水夫妻”。王淑英又一次向婆婆提出同她儿子胡奉鸽离婚，可仍然没有得到应允。因而，又一起亲妇杀夫的罪恶在密谋中产生。这对“露水夫妻”商定要除掉胡奉鸽，以达到结为“永久夫妻”的目的。
谋害计划还是由“温柔杀手”来实施。于是，王淑英突然对丈夫亲热起来，笑脸常开，问寒问暖。一心渴望得到妻子温存的丈夫，又哪里知道妻子笑脸隐藏着暗剑，甜言蜜语里包裹着毒药呢？她从街上买来了老鼠药，两次投放在肉里给胡奉鸽吃。不知是胡奉鸽的命大，还是买的药是假的，他吃了如同未吃一样，竟一点事没有，还感激妻子对他的关心体贴呢。
谋害计划一旦实施，不达目的，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不日，胡奉鸽病了。为避嫌疑，王淑英从邻村请来医生给他“吊水”，却不让本村的那个赤脚医生插手。其实她早就按预谋好的计划把自配的毒液乘人不备时悄悄掺进了吊挂的药水中。终于，她的丈夫一瓶药水没有吊完就见了“上帝”。
这种愚蠢而又狠毒的谋杀手段又哪里能逃得出群众和法医的眼睛？尸检和化验结束后，这对“露水夫妻”就被铐走了。他们本想成为“永久夫妻”，结果永远也成不了夫妻。“雅典娜”绝不会轻饶他们。
3 一个女知青的罪孽
3 一个女知青的罪孽
周燕红谋杀丈夫，不仅犯下了死罪，而且完全是一种恩将仇报的行为。
1972年，她18岁，“文革”中的下放风潮把她从大上海卷到了安徽省滁县一个偏僻的山村。
18岁，正是女孩子们如花似玉的年龄。优越的家庭生活条件使她长得藕白细嫩，高挑个儿，柳条腰儿，瓜子脸儿。把她放在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闪着黑黝黝光亮的皮肤的人中间，确实委曲了她。在这些人中间，她真如鹤立鸡群，显得太耀眼了。
那时候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说起来也真可怜，韭菜麦苗分不清，大葱大蒜辩不真。怪她吗？读了9年书，其中的6年都是在“革命”中度过的，她不仅从未尝试过这方面的实践，连书本上的关于农业方面的知识也几乎未涉及。
她和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小汪姑娘住在一个“知青点”上。两个都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市女孩，有时竟连吃的水都很难从井里弄回来。忠厚的山里人对她俩既同情又怜悯，时常给她俩送来柴禾，提来井水，而送柴最多担水最勤的是村上一个叫张士平的小伙子。
张士平22岁，憨厚老实，不多言语。他像一只走时准确的钟表，隔天的傍晚时分就挑着一担清澈甜润的井水倒进她俩屋内的缸里，每过十天半月就给她俩送来一大捆柴禾。“张大哥，谢谢你啦！”每次她俩都是用这样的语言来感激他，可他只是淡淡地一笑，就一声不响地扭头走了。挑一担水送两捆柴，对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来说伤不了筋动不着骨，他也不图任何回报，只是真心地把她俩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
一天，两个姑娘在地里听人说这山里经常有野狼出没，心里像揣上了只兔子“咚咚”直跳，回到家里晚饭也没心思去烧。知青点设在生产队打谷场上的公屋里，本来就显得孤单，一听说有狼，她俩更感到害怕。日落月出之际，一条狗倏地出现在谷场中央晃动，她俩疑惑是狼来了，吓得禁不住哇哇大哭起来。村里的人赶来了，撵走了狗，又劝慰她俩几句就散了，没有谁给她们想出更好的主意。张士平没有走，他对她俩说：“你们放心睡吧，我在外面站岗。”第二天早晨，她俩开门一看，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