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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他曾经真的爱过，这不免使他对自己的观点产生了怀疑。
这时候他已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处失去了信心，况且由于人太熟了有些问题他也不想讲。那次在火车上的经历使他感受到把心里话说给一个陌生人的快乐，于是他想到了热线咨询。他在一个晚上的十一点半下去守在一个IC卡电话机旁——尽管他自己认为这是新潮或文明的表现，但他知道在别人看来这是精神空虚，于是在嘲笑和寒风之中他选择了后者。他也并不把心理咨询都在一个人的时候进行作为他并不懦弱的借口，这只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电话系统是毫无知觉的，他的辛苦并不能感动它，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拨通，他不想告诉对方他是在外面以免他们感动或得到同情性质的优待。但久处寒风中的冷和接通电话的兴奋产生的热相激使他一下子忘了该如何开口，对方问他是不是羞于开口或不知道该如何说，又温柔的鼓励他大胆说。这温柔消除了他一些紧张，但同时也把等电话时的激情一下子融化了，就像一个拼命复习了一年的学生拿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一瞬间精神马上垮了一样，他感到现在已忍受不了寒风的冷，便匆匆的把那些问题说了一遍，连声谢谢都没说就挂了电话跑回去了。
看来只有写信，这样可以把想问的东西系统的写出来，而不会像打电话那样一下子全忘了。于是他给《深夜有约》栏目寄出了一封信并从第二天晚上开始收听这个栏目。是马龙揭穿了他，由于对梦中的情人的思念和仇恨，他常常失眠，便在于一飞听到回音之前看到了这些，又当众揭穿了他。由于激动他发出了过大的声音吵醒了别人，这招来了抱怨，但很快被于一飞深夜听收音机所取代，这小子常骂那些说黄色笑话的人无聊，却又做这种事。
“是不是《深夜有约》？”
“是，管你屁事。”于一飞对他大呼小叫得极为不满，连撒谎的兴趣都没有了。
“哈……于一飞呀于一飞，”马龙笑说，“我早说过嘛，一个成熟的男人谁不想这些事，你整天装的一本正经，却又听这个，嗨，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谁不知道谁呢，做人何必如此虚伪。”
“就是啊，你还说做人要真性流露嘛，”大家都被吵醒了，纷纷跟着起哄，“你又何必假装，岂不正是你说的难为自己让别人不高兴。”
“你们懂个屁，”于一飞骂他们道，“我这是听知识呢，你以为谁都象你一样无聊。”
“你不是说性是人类仅次于吃的第二大需要嘛，怎么又说他是无聊的？”
“性本身并不无聊，但由于你们是以一种无聊的心态去说性，所以是你们而不是性无聊。”他知道说自己不是在听那些东西他们非但不会相信，还会引来更多的非议，便照直说了出来。
于一飞没有因这件事而停止听那个栏目，这更说明他心虚，只是好长时间没能听到对自己的问题的回答，实在不能忍受那么晚不睡觉带来的疲劳才不得不放弃了。而这时对文明活动月的思考已经取代了这个问题在他心中的地位，便也不再为此苦恼了。
早在刚进入大学那一年于一飞就热情的参与了那次校园文明活动月活动，他积极响应各种呼吁和号召，认真的对待各种检查和调查。那时候他认为如果自己回答了一张调查问卷，那么由此项调查所带来的文明程度的提高之中就有他的一份成就，他又十分常崇尚那种不为功名的那种事业心，而对是否有人知道这是他的成就并不在意，成就是他自己的，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他还在这个活动结束后对一些不好的地方发了一些感慨，这当时曾得到很多的赞同。
在参与完第二次文明活动月并亲眼目睹了其过程他才发现这件事原来毫无意义，于是认为这是一个骗局，但又终因想不明白发起者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而否定了这种想法。这是在很久以后，而当时则由于他以前对那些宣传，呼吁和号召的相信和认同使他得出这个结论要比别人晚，因而在感叹之中也包括了对这让自己浪费经历的抱怨，但这没有引起任何共鸣。
这已经是第三次经历这个活动，他已不准备再做任何形式的参与，只是由于和张开这个主要领导人关系的原因他才得以知道了一些内幕，因而重新产生了兴趣。由于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常常得不到理解和接受，于一飞并不象好多人那样反对形式，有时候假的东西更容易让人接受，那么便可以通过它达到一些目的。希特勒说“把谎言说一百遍就是真理”，那么把真理说一百遍当然也是真理，而只要能使人相信从而发挥作用，真理倒大可不必不屑与谎言为伍而不用这种方法，那么说的前九十九遍当然就是形式。他认同形式的原因在于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让人们相信从而发挥作用，而校园文明活动月似乎没有，他从没给校园留下什么，也没带走什么。它在每一年中过程的不同在于那些活动的先后次序和展板的色调及其上照片与日期的变化，而结果的不同仅在于结束之后地面能保持几天干净，然而这只取决于那时候的天气及受其影响的落叶的状况而不是活动本身的效果。
亲眼目睹张开决策那些活动的一些过程他知道了办那些事的难处，以及个人感情原因他对这次活动给予了一些谅解，其表现是牢骚少了一些，当然这中间也有他个人发生了变化的因素。他也明白了这个活动之所以进行仅仅因为以前曾进行过，当然他没能体会到没了这个活动学生会将没有一点事情因而显得更加没用。
这也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要发表讲话的人起草讲稿的全部过程，他边抽烟边说脏话的情形使他再也没有相信过任何类似性质的东西。他觉得他不是在简单的骗人而是在进行着说和做这两套全不相同甚至不相干的生活——一心二用，就象周伯通打空名拳一样。他无法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子，也无法找出自己同这些人的差距，但对这些事情理解的差异已经证实了这是存在的。
他问张开听别人讲话时是不是真的相信，又问他讲话时有没有想过下面的人是否都相信了。他还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对母子给动物园的猴子扔香蕉时母亲对儿子说：“你看那猴子多傻，我们只不过扔给他一些自己不要的东西，他们就高兴得给我们表演。”儿子便微笑了；然而他们却没有听懂老猴子也正用“猴语”对小猴子说：“你看那些人多蠢啊，我们只不过胡乱蹦了两下而已，他们就以为真的是在给他们表演。”讲完后他问张开想没想明白这中间到底是谁玩了谁，张开一下子变得深沉起来，好久才说：“听别人讲话时我不相信，但自己讲话时没想过下面的人信不信，也许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玩着别人，却又同时都在被玩着，谁也逃不出这个圈子。”
这些事情使于一飞对自己对形式的独特的见解产生了怀疑，如果每个人都能以诚相对的话也许就不必要形式了，尽管他也知道即便对于自己来说这也是一种理论状态。于是他也开始象平常人一样认为有些形式是不应该的，便想写一些东西来批评它以尽一下时代青年的责任，也出出胸中这股鸟气。当然他不会拿文明活动月做例子，学校肯定不会给发而外面的人又不明白怎么回事，得找一些社会上的东西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刚好那期学了一门社科方面的课，他便去找了那个老师。
作为一个教着一门学生总从后排往前排占座位的课程的老师，除了考试结束之外，其他时间有人找是很奇怪的，所以热情非常。听明白他是想找几本书后他首先想到的是他要考研，于一飞却说只是想写一篇文章，老师更加奇怪，问他是不是有关系，准备参加什么评比，于一飞无以解释，只是说想写而已。老师也觉得问得太多了，便把话题转向了资料上，“现在资料很难找呢，”那老师叹了口气，仿佛有点不平，“现在的书都没有什么新内容，出书都互相抄——找几本书，从每一本中找出一部分摘出来在合成一本出了好升职称，当然如果埋头苦干几年也能出一本有价值的，可这样太慢了，别人升到教授了你还只能当个讲师。”
“哧，”于一飞忍不住笑出声来，又忙止住了解释说他觉得这是大学时代相互抄作业得高分留下的后遗症，那老师对此不置可否，他便又继续问了下去，“难道领导就不知道这些事嘛，抄的书也给升职称？”他很赞同前几年宣传市场经济时说的那些：计划生产的扣子常和社会需求相脱节，诚然，全国人口太多，现在有的人爱穿中山装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