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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记者团这些组织都和他们平起平坐，还有固定的经费。这也难怪，这些组织里的都不是平常人，而这年头重视人才，就象以前宣传的铁人王进喜是个工人而现在宣传的王启民和秦文贵都是领导一样。况且这些组织还有用处，科协和文工团可以为学校争光，记者团是民之喉舌，唯独他们的人没有用处，领导人便是废物，连固定的经费都没有，只能用的时候再申请。
所以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抓权，但要么他们的要求自己也觉得没有能力管，比如图书馆的一个管理员脾气特别坏，说话又特别罗嗦，同学们的意见很大，他们就给图书馆提了这件事，但人家是有人事制度的，他们当然管不了。要么就是他们没有理由管，就象餐厅问题，餐厅承包了以后就是经理的，谁觉的不好可以不去吃——就象工人总说资本家剥削他了，但不想去干活他可以不去——他们不会去求任何一个人，所以这些活动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而告终。
唯一的收获是在各个餐厅的墙上钉了一个木质的小盒子，让学生把对工作人员的意见投到里面，他们整理后交给餐厅，想让餐厅把这作为决定员工奖金的一项指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合计好了对付经理奖励打菜少得而惩罚打菜的多的员工的办法——把这一项的内容都写的含糊其词，让他们看不出什么来，然后把学生反对的人别的方面的毛病写得多一些 。他们还担心餐厅的主管不理这些意见，便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在员工的奖金中考虑了这些因素，学生会就会在卫生方面对他们放宽一些。
后来的事实消除了他们的担心，因为即便他们把开箱时间变为一月一次，也只能收到几份很少的意见，很不全面，根本无从对每个员工打分。但他们有常听到学生对工作人员的非议甚至咒骂，却没人骂他们学生会，这使他们更为伤心——在学生眼里这些事他们也管不了。后来张开把一个餐厅的意见箱取下来给朋友寄东西用了这也没有引起任何议论，也许他们认为是因为它有碍风景。
学生会主席团内部对这次活动的总结在一家饭店的一个雅间里举行，这绝不是公款吃喝——他们没有可以用来吃喝的公款，由于都是认识没多久的工作关系，实行的是AA制。至于后来他们常到办公室里喝酒，打扑克，张开甚至把李玉琴带到那儿做爱，可能算是他们以权谋私的地方。喝酒时规矩历来如此，先是人人平等，接着是能者多劳，它们先碰了几杯酒，讲了几句客气话，然后便开始发牢骚。他们分别表达了当初进学生会的活动和活动过程中的劳累，最主要的还是失望——也许一切都由此而起。这些话随着酒把他们之间的隔膜融化使他们越谈越深，这些深入的迭加使他们最终成了莫逆之交，这才是最团结的领导班子，是无权可争，无心可斗和一种同时天涯沦落人的失望和伤感成全了他们的团结，又使它毫无意义。
讲完牢骚后张开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学生团结一下，这样也许可以弄到一些权力。他们纷纷觉得这是很好，可又觉得像一群耗子商议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大家便可以平安一样无法实现。“不对。”主席立即反驳说，大家精神一震，以为他有什么高招，他却说是这个比喻不当，耗子往猫脖子上挂铃铛是不敢，他们又不是胆小，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觉得应比作如果找一只长犄角的驴子大家一定会觉得好玩却不能找到一样。
后来还是张开想出了个主意，说它可以策动一个各系主席联合会之类的东西，“我想那些主席一般也想在外系出个风头，不会太不给面子，”他说，“关键就在于这个联合会的组织，我想他们谁也不会愿意在同一个级别的代表着别的系的利益的人中产生一个可以领导自己的人，你们便可以……”然后他们真的组织了各系学生会主席联合会并如愿抓住了其领导权，但这一样毫无用处，那些主席各自代表一方互相不听节制，他们也没有办法，就象北阀胜利后的蒋介石一样，虽然是全国的总裁，但说谁谁都可以不听，甚至有时候连协调一下他们的关系也不能够，他们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冲突还要和过去一样靠实力来决定一切——让纠纷诉诸决斗是法官无能的表现，这让他们感到失望。这也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了权力的背后是利益，有权力就是能给人或破坏人的利益，没有掌握利益的领导权都是一句空话。
抓权运动的失败并未将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年的责任心全部打击下去，尽管他们已经对前辈的无所作为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也都隐隐意识到自己很难创造非常的辉煌。但他们还是想做点事情，一则为了那点责任感，再则为了给学校留下一点什么以便后面的人能记起他们，还有就是为了寻找一种成就感，毕竟能到主席团的人都是有事业心的。
他们想给每个宿舍楼安个信箱，学校九座学生宿舍，才有两个信箱，很不方便。安信箱的关键是要邮递员去拿信，这得去找邮局，邮局的人先说是国家有规定，平均多少人装一个信箱，又说学校不给他们盖房子，这样那样的说了许多。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不能说多装几个信箱寄信的人就会多一点，邮局是国家单位，这样的利诱对他们不起作用，只好再回去给学校说给他们一些好处作为交换。对给邮局盖房子的好笑程度的深刻认识使他们根本没有给学校提这件事，但同样还是失败了，要给他们的每一点好处都牵涉这好多部门的手续，学生工作处根本就无法做到。他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想在马上就要来的校院文明活动月上做点文章，毕竟这事以前有，改革也许比创新容易点。
校园不文明现象一部分是由于学生不文明造成，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基础设施跟不上。比如学校总喊着不准随地乱扔垃圾，却在好多地方找不到垃圾桶，学生宿舍去那条三四百米长的马路边连一个都没有；再如学校规定了不准乱放自行车，却没有在任何一座宿舍楼前修车棚，每逢下雨，人们最需要走廊的时候里面却放满了自行车。这还是行动快的，更多的则就在外面淋着，一到晚上，在积水反射起来的暗淡的光线中看着一大片破破烂烂的自行车摆在雨里，更由于风刮或雨水浸软了地面而倒下的满地都是，看上去如同遭了灾一般。
他们还在申请中突出了那些省钱的办法，但一样没批准，当然能到校学生会的人决不至于蠢到给学校说如果装修宿舍楼时别砸碎那些玻璃，把它们收集起来卖了也够办这些事所需要的钱了，这只是他们在私下里说的。况且也没说是没钱，什么理由都没给，权力就是不给讲道理还要你服从，他们也没有办法。一年之后一个大检查之前学校装了一批不锈钢的垃圾桶，还雇了人每天早上把他们擦得比学生的饭盒还亮。至于车棚在张开离校之前还没看到，在检查期间也只不过把车子摆的整整齐齐并规定不准骑而已，张开一直在想着如果检查团在那儿那几天有一场大雨的话他就可以好好的看一回笑话，但那几天一直是晴天，就冲着这点运气他们也应该评上优秀。
他们还向学校建议把文明活动搞成长期的，理由是短时间的活动结果难以稳固。主席在递交申请时列举了历次文明活动月都只能制造喧哗而没有留下文明，还说了穷人之所以最愿意革命是因为其最坏的结果还是他们最穷加以论证，而他们现在的情况下改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还是什么也干不成，没准会好一点。他又举出商鞅变法时以简单的规则先取信于人和日本人在管理中用规则而中国人则用原则这些东西来论证他的申请中“先从几个简单易抓而又严格的规则着手，给学生一个适应的过程，慢慢的让学生养成一种文明的习惯，从而把文明建设长期化”的设想，然后又讲了怎样把规则制定的容易做到有犯必罚，并用兵法上的“罚必信”来论证其必要性。那位领导听他说这些时脸上的微笑说明他对这些感兴趣，但并不意味着同意，理由是长期化会导致疲劳，从而显得无力，主席没有再做任何分辨，权力的意思就是不讲道理还要人服从，况且人家还给了一个借口。
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进入了烧三把火的阶段——文明活动月。由于前一阶段主席团的工作基本上全面失败，失败导致了失望，失望使他们在给各部布置完工作后采取了全面放开——实际上也就是放任自流的方针。然而这次活动结果却出奇的好——这更证明了他们主席团的无用，能办好的原因是没有准备，各部都按照以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