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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老师——生病时大声叫好确实是一种不友善的行为，这是于中国人还在炫耀的礼仪之邦不相符的。但毕竟现在已换了人间，现代人不能理解那时的人的心态，他也不想再深究什么，也就说是一种适应。
就比如有一个老师讲“举案齐眉”这个典故出自阮籍和孟光是大家都不愿意听——现代人关注的是比尔。盖茨，胡雪岩，牟其中这样的有钱人和罗纳尔多那样能踢球的人，对这样已经死了几千年的人当然不感兴趣，那老师便随便说了下去。讲到阮籍“常驾车而出，遇深沟鸿壑乃大哭而归”时李满朝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告诉于一飞估计这就是“阮籍的穷途之哭”了，见他还不明白，便又补充说：“就是《滕王阁序》里的‘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于一飞也点了点头，却有清晰的听见有人说了声“有病”，他抬起头看了看，那个声音连个源都没有。
二十二
张开一直都没有想明白那次邂逅老学生会主席在他的大学生活乃至整个生命中是一福还是一劫。其实他不认为一个好的结局就说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对的——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歪打正着，就象一个好人也总会有缺点一样；同样一个坏的结局也不意味着所有的过程都是错的——只要有一个环节错就足够了，就像中国落后了不能归过于酒文化一样。但这肯定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成为第一个没有人推荐的学生会副主席，走上了历届学生会工作的顶峰；但同时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引以为荣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伤痕累累的躯壳。
他干工作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为了积累经验，他认为社会在不停地变化，人也总在社会中变换着地方和角色，经验总是等你总结出来再拿去用的时候已经过时或与环境不相适应了，就象一个村长在六十年代的大寨得出结论只要给人们说是为共产主义，大家就会好好干活，但拿到现在的大邱庄就不好使。所以解决“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当然不是说他就认为这样很好，这只是个权宜之计，但既然变与不变都不能赶上时代，那就懒得再费神了。
而如果后来不辞职的话——他对这事一点也不后悔，从未这样想过，尽管他也认为自己的失败在于辉煌的一面没有走到底而悲剧的一面又无法更改。
遇到老主席是在一同去上课的路上，要一起走一段时间，不好打个招呼就走，只好再说两句，三句话不离本行，他问今年的工作计划怎么样了。
“还计划什么呢，咱们这届学生会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产生下一届。”
张开对这一部之长无声无息的便被解了职深感不满，所以一上台就计划换届时把老干部召来聚一聚，搞个合影留念或其他形式的离职形式。这种不满的同时还有一种好奇，这使他继续往下问下届干部的产生办法是不是还和原来一样，老主席却认为他是想继续干下去，说找机会给他详细讲。
张开拿了好酒，又叫了很贵的菜——在没搞明白老主席是哪儿人之前他只好用双保险，不过请客的钱只能算作一半，因为有一半是自己吃了。这是他第一次吃不管闲事的亏，却也没有因此而悔改，这个习惯源于他对人们总问“上哪儿去”的深深反感和抵抗。
老主席讲他的希望——既然有希望就不应放过，不到黄河就不能心死，这是一种进取精神——不在于那次活动受表扬，学生会从来不记这种事，而是因为后来他交那两份调查报告落在了团委的二当家手上，“而这二当家的是……记住在聪明人面前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这显然是废话，说到底还是要人说实话，但也要这么论证一番，着实让人伤心。
然后他又说了其他几个关系张开前程的人的脾气和对付方法，老主席如此坦诚令张开大为感动。而他也不必为自己的酒后失言而懊悔，根据他的酒量张开判断他酒量不深，对那瓶酒深为惋惜。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对两种人坦诚，一种是讲什么都不会怪他的人，这里面分不愿怪他——这是由恋人变成的爱人或会变成爱人的恋人和不能怪他——这指下级，即不能拿他怎么样的人；另一种是说了之后不会记起他的人，比如在火车上坐对面的人或网上的聊友。张开一开始属于第一种第二类的人，后来则是把他忘了。KKK
回去后他找于一飞和李满朝商量，李满朝甚是热情，还翻出《史记》中韩非子的《说难》给他看。张开古文还算有一点水平，读了两遍便明白了“所说出于名高者也，则……为厚利者也，则……”这些罗嗦而又难懂的句子所要表达的无非就是投其所好，避其所恶；而“在知饰所说者所敬而灭气丑”则是见风使舵了。看来韩非确实生的年代过早，没能知道这些由国人在千百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简练而又明白的经验。
毕竟不是系里推荐的，就象一个在皇帝面前争崇的妃子，却没有显赫的娘家，尽管张开使出浑身解数也只弄了一个副主席，但也还是个不小的收获。这回他没忘了给辅导员说一声，辅导员显然更加恼火，但既然木已成舟他也就顺水推船了，把恼火暂时的化为笑脸，直到最后他辞职后才一股脑儿的发了出来。
新的学生会组建完成后立即召开了一个部长级会议，会上新主席发表了和去年那个老主席差不多的讲话，号召大家创业，一改学生会毫无作为的历史，成为划时代的一届。其实就是不用号召他们也会创业的，因为每届学生会都没能给下一届留下什么可以守的基业，他们只好另起炉灶。
这时候学生宿舍里装上了电话，刚一开始他们为之欢呼过一阵，但很快他们感受到了电话带来的麻烦。电话刚一装上那段时间，大家似乎个个童心大起，相互打骚扰电话以示庆贺，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个宿舍都能在早上六点之前，晚上十一点之后或午休时间听见一阵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拿起话筒来却只能听见“嘟嘟”的盲音或一句笑话。大家对此玩的不亦乐乎，有人曾以此为戏；把一个二十块钱的201卡全部用于此项开支，而有的骚扰者则能准确的判断对方提机的速度和开始计费的时间并在此之前挂掉，这样他便可以不花费任何物质代价来感受这种快感。这些骚扰电话常常占满了接口，正经的电话反而打不出去，有的人听见了内线的电话铃响便以为是骚扰电话，拿起来就挂了，这也耽误了不少事。与骚扰电话相伴生的还有一系列的反骚扰方法，一些人为练习这而大大增加了电话机的磨损。
正如每一项新技术的产生和投入使用都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革一样，电话促进了学生求爱方式的改变，不敢当这面讲喜欢她而只好写情书的小伙子现在可以通过电话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电话用处最大的还是那些碰上了一个害羞的女孩子或人家有点不大想理他，只要他知道了她的包括专业，年级等详细资料，甚至只知道她的名字，他就可以对她进行地毯式搜索，管教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所以女生接到陌生人电话的概率远比男生大。但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被这些锻炼的极cool，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是边讲“打错了”边挂机。后来曾有人写文章批评过此事，说这是电话不文明现象之一，于一飞却认为既然电话打错了说的显然是废话，耽误对方时间才是不文明，而说这不文明则是中国人心灵生活的体现。
同时电话增加了老同学之间联系的代价从而减少了它并导致了关系的疏远，而一些处在热恋中的男生则象恨外面的花店一样恨它，因为它常常得花费大量的钱和女朋友谈一些本可以叫下来到楼下说的话。而张开那次打电话显然不是这种性质的，对方是薛霞，它满是娇笑的声音让王绪刚产生了误会，便也凑过来听。张开看着他反穿了拖鞋，两手在大腿处提着裤子，光着膀子，弯着腰，张大了嘴，欲听不能，欲罢不忍的样子非常生气，狠狠的瞪他了一眼，他却浑然不觉，就差口水没流出来了，气的张开忘了听薛霞说什么，只好说见了面再说。
他找薛霞是想和她合计一下工作上的事。按理说他对学生会不应那么陌生，但他过去只是一个小部长，从没参与过学生会一些决策性的事情，因而实质性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他以为学生会在学生组织中就象国务院一样，最起码领导的了那些校级的学生组织。但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学校科协，大学生文工团，记者团这些组织都和他们平起平坐，还有固定的经费。这也难怪，这些组织里的都不是平常人，而这年头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