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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冷的月光撒在地上，这个世界真安静。遥远的地方，偶或传来一声狗叫，两声狗叫，有时还可以绵延十几声，声音很远，远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有秋虫的叫声，离我很近，我很想听清楚，到底是什么虫儿在叫，可它们只叫一声，声音极其微弱，我必须得多听几声，才可判断出它们究竟是哪种虫子，可它们只叫一声。到我对那一声记忆已经模糊时，又叫一声，这样，今夜虫子的叫声对于我，都是初次听到。难道，它们也要在我们之间打一堵墙吗，别这样嘛，我还是挺留恋挺热爱这个世界的。我希望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交流，希望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成为朋友，你看，我不是与死敌杏娃都和好了吗，虽然不能说是朋友，见了面，总不再你死我活了吧。可能你会说，那是因为你贪吃人家的猪下水，他希望你能在学习上帮助他，你们只不过是互相利用，酒肉朋友是天下最可耻的人际关系，表面看来确实是这样，你这样诟病我，我无话可说，我也不想再说，多言无益，可是，有一点，请你不要视而不见，自从我成为初中生后，我的思想觉悟，我的行为方式，与你们已经拉开了明显的档次。读书和不读书，书读得好坏，就是不一样。你不要以为，我家的人个个都能读书，我故意说这种噎死人的话。不是的，你没看见，现在的读书人都在遭什么罪吗，我这话其实纯粹不合时宜，我只是实话实说。
这个时候，我仿佛听到了脚步声。我使劲甩甩头，两只耳朵扇子像两只振翅欲飞而没有飞起来的鸟儿。这是一种调节听力的方法，耳朵使用的久了，容易出现幻听。你想想，这么晚了，荒天野地的，谁还会像我这样莫名其妙。可是，脚步声是真实的，我回头看去，一个黑糊糊的人影朝我奔来。这么远，光线又这样暧昧，再好的视力也是不可能认清来人的面目的。可我认清了，他是哈娃。
我的激动无以言表，忍不住眼泪唰地满脸都灌溉了。哈娃，哈娃，我的哈娃！我的心像是一只砸在硬地上的皮球，蹦蹦跳跳，要不是我沉着，几次差点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掉在尘埃纷扰的地上。万一那样，可就糟了，我的脸脏了可以洗，心如果脏了，怎么办嘛。我拔腿去迎接哈娃，近了，近了，就是哈娃，我的哈娃，我永远的，生生死死的朋友。我们像电影中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他张开双臂，我张开双臂，在即将拥抱在一起时，我的下颏遭到了重重一击，我像一袋入库的粮食，粮库到了，被人从肩膀上摔到地上。我忍住剧痛，四顾无人，居然是哈娃这狗日的干的！但我不相信，他的拳头哪来这么大的劲道？我说，哈娃，是你打我吗？他说，就是的。我说，哈娃，你狗日的。他说，你说对了，谢谢你抬举，人都说我是嫖客踏下来的野种，你说我是狗日的，狗比嫖客高尚多了。我已经学过一年被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了，哈娃这狗日的初一生居然也哲学了，难怪拳头上力道这么足。我说，哈娃，我日你妈，你打我？我看见他身形一闪，我的屁股上挨了重重一脚，那一脚刚好踢中了尾巴尖儿，我感到有一股粘稠的温暖的东西立即聚集在那里，等待着最后一道关口的开放。我禁不住钻心的疼痛，我一手捂着屁股，挣扎着说：哈娃，我把你妈日了，你打我？哈娃飞脚又要踢，脚在空中，却悬住了，他一把揪住我的一只耳朵厉声说，走，日我妈走，我妈谁想日都行，是人不是人都想日我妈，走！我双手护住耳朵，挤出一脸笑容说，哈娃，你这是干什么，我就是那么一说嘛，还当真了？确实只是这么一说，那时候，我已经知道鲁迅先生的国骂理论了，在日常言谈中，这句话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哈娃当然没有我这么高深，但他是懂得的。他松开我的耳朵，哇地一声，就势蹲在地上，掩面大哭。
我吓坏了，我把疼痛都忘了，我顽强地站起身，走到哈娃跟前，用手摸着他的头说，哈娃，你没良心，是你打我，屎都快让你踢出来了，耳朵都让你快揪下来了，我都没哭，你还哭，你妈还是我的干妈哩。哈娃一手捂脸，一手从兜中掏出几颗洋糖来，狠狠地砸在地上，说：
“日脏！”
我似乎明白了，但，更糊涂了。难道是我得罪了叶儿干妈，她回去给哈娃说了，哈娃找我算账的？我自知理亏，却不知亏在哪里。我一时默默无语。哈娃说：
“你咋不说话了？”
“哦，哦。”我说。
“我要杀了年干部那狗日的！”哈娃说。
“杀！我帮你。”我说。
我说的是真话，我早想杀那狗日的了。哈娃的一句话让我心明眼亮，稍一走神，我便想起，第一次在马车底下见到年干部不穿衣服将同样不穿衣服的叶儿干妈压在身下时，我便有了把刀子捅进年干部屁股的念头。那时候，我太傻了，我不知道人的什么部位致命，我看见年干部的屁股恶心，便想着刀子从这里插进去，他一手捂着流血的屁股，呲牙咧嘴，嗷嗷乱叫，那简直太好玩了。可是，我终于没有，甜嘴的糖覆盖了我心中并不明确的仇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还讨厌年干部，但我觉得只要叶儿干妈愿意，只要哈娃有糖吃，关我什么事。爱一个人，就要尊重他的一切选择，我爱叶儿干妈，哈娃是我最贴心的玩伴，我不能因为我恶心年干部，而干涉他们的自由。
“各做各的。”我说。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经常这样说。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招数。”我不断地用这种话安慰自己。
“鸡不撒尿，各有去路。”每看见哈娃口中含着洋糖，我便这样为自己解脱。
今天，哈娃说要杀了年干部，从十岁到十二岁，深埋于心底这么多年的仇恨一下子被激发出来了。我霍地站起，起的猛了，下巴颏和屁股一前一后一上一下同时一痛，我差点跌倒在地，我像电影中那些已经中弹的英雄一样，顽强地站起来，哈娃见状，一个健步过来伸手要扶我。我一把拨开他的手，凛然道：
“我一定要杀了这狗日的！你说，什么时候行动？”
哈娃满脸横溢着泪水，伸开双臂抱住我，哽咽着说：
“蛋蛋，你真是我的好战友。可是，我居然把拳头对准了我的战友！”
哈娃抡圆了巴掌要朝自己脸上扇去，我一掌隔住他的带着凌厉风声的巴掌，喝道：
“有完没完！来劲了你？”
哈娃说：“我实在没脸活了，我妈今天又给我糖吃。你是知道那糖的来路的，我把几颗扔在猪圈了，我嫌日脏。我一定要做一件事给人看看，要不，我只有把脸装裤裆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没说话。
我说什么好呢。
两人坐在山头，月光如银，山川一派暧昧，远处的狗偶或叫一声，两声，十几声，听得出并不是因为什么重大事件而叫，也许是饿了，也许是刚睡醒，困乏无力的，懵懵懂懂的，完全与自己有关的，纯粹是为了制造一点响声。交过夜的秋虫好像到有了些精神，叫声连贯了，昂扬了，不过，还是稀稀拉拉，有一搭，没一搭，造不出什么阵势。那一晚，我想出了大约二十个除掉年干部的计策，哈娃也想出了大约十几个，但都被一一否决了。我们都是初中生了，不再是捡一斤撂半斤的毛头孩子了，做任何事得有章法，得显出是读过书的人。
鸡叫三遍时，我们在战略战术上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共同认为杀人是犯法的，杀人偿命，自古宜然，虽然，我们杀的是坏人，可是，我们并没有对坏人执行死刑的权利，我们既要除掉坏人，还要不露形迹，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年干部每周六，也就是我们周六回家取干粮时，他要回家过周末。有时候，我们会在路上遇着的。他是驻村干部，别的干部都是在一个村子驻半年一年，又跳到别的村子驻半年一年，又跳换。他不，他认准了员外村，他说这个村子不通公路不通电，出门不是翻山越岭，就是涉水过河，连自行车都没法骑，离县城二十里，离最近的镇子十五里，又是全县数得着的穷村，他决心扎根员外村，与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工同酬，苦干加巧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落后面貌不改变，他决不换地方。他的豪言壮语感动了全县所有干部，所有的干部都坚决支持他的革命行动，这样，别的干部就不会被轮换到这个鬼也不愿光顾的穷地方。谁又能知道，他乐意留在员外村的心思。他曾给他的一个铁哥们卖弄说，你知道我过的什么日子吗，员外村的女人真便宜，给她们的娃娃吃几颗水果糖，就可以日她半个月一个月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