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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现在他和我是相爱的。她对他的爱，至多只是往事。
可是为什么能呢？在我和他的爱情里，她始终都是一个不变的存在，正是因为她是往事，美好的往事，定格的美好。
小姨、以及别的女人一起成就了现在的斯璇。他少了那份任性的冲动，不再过“非人”的生活。他知道要卖画，而不是闷头随意画。他知道去找一些工作，不上班，但是工作，这样可以拿钱。他给杂志画插图，画酷毙了的漫画，给广告公司做一单设计。他让自己忙得有所收获。他不像当年——最早的“Serein&Mili”时代说的那样——害怕承认爱上谁，只是因为那注定是无结果的牵挂。又似乎像当年和小姨——“活物&拉努斯石”时代说的那样——忠诚而花心。接受明明暗暗的别的女人们，这并不难。可是接受小姨，却很难。
小姨的退出，究竟是因为爱情的消失，还是出于对我的顾及呢？
还有最后一次看到她，那曾经欲言又止的又是什么呢？
她和阿贵真的结婚了？
当我在那个夜晚第一次清醒、全面地去想我和斯璇这幸福忘忧的几个月，我越来越感到惶惶不安。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确定呢。幸福是多么美，又是多么盲目。
第二天我还要去杂志社，交代几件事情，然后去海南。我强迫自己关了电脑，躺到床上。一眼又看到那朦胧的天使。我关了灯，闭上眼睛，随便怎么样，也得哄自己睡着。
失眠到早上五点。我胡思乱想，看着天亮。恍惚之中，红色的窗帘上有一些斑驳的影子，随着风在动，像是一面旗，又像一张水里的地图。想着温暖奔放的海南，在地图的哪个角落。想起十八岁生日的时候，指着地图问妈妈：“她会见我吗？”
……又是这个时节，这个日子。又要南下。突然的，反应过来，这就是安排。那只看不见的手，又安排了这次巧合。
我为什么非得在海南参加为期三天的无聊活动呢？那免费的宴席、海滨浴场真的有什么必要出现在我的生日里吗？
我索性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我把地图翻出来。测量着从海南到G岛的距离。地图上，差不多8公分。
就这么决定了。8公分。
两天后，我生日那天。我果真带上自己的行李，和客户热情地道歉，说北京有事情必须早点儿回去。我主动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机票我自己来好了。他们当然不会留我。我在那里，和所有人一样，都是陪衬。品牌、金钱和美女的陪衬。还有明星，影视红人，出现了半天，又匆匆离去。穿着泳衣的烧烤大会，播放音乐，有香槟供应……如果没有心事，那实在是值得留恋的一次假期。
我兴奋极了。逃学、逃婚、私奔、蒸发……这样的字眼都冒出来，用来形容那不再幼稚却始终不够自信、没有成熟的兴奋。
这次我在问我自己，“她会见我吗？”
《二十五岁》第五章9（1）
世纪交接的日子里，连G岛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岛上的居民们还是又黑又精干，女人们很矮小，老人们干巴得就像晒干的核桃，但是在摆渡口，我也还是看到了许多司空见惯的景象。
首先是色彩。斑斓而杂乱。人们忙碌地走，小商贩积极地吆喝，卖报纸的人都在忙，顾了这边就顾不上那边。我想，也许是因为时间关系吧，那是下班、收工和回家的时候。天边的彩云将海水和岛屿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山不硬，水不软，全都慵懒着。
我在等摆渡船。摆渡的时间已经缩短为十五分钟一班了。摆渡口甚至有一个瓷砖铺出来的公共厕所，有人眯着眼睛站在厕所门口，那里刚好正对着夕阳。她手上提着很多袋子，在等人。再远处，搭着一个棚子，有人正在测试大灯：四、五个日光灯，四、五个高亮度的“太阳灯”。用竹竿围成的场地似乎是用来演出的，蛇皮袋的那种红蓝白条纹塑料布铺在竹竿上面。如果没有那些热烈的老太，我几乎不会想到这是一个演出现场！民间的歌舞升平，就是这样简单的隆重。又挂出来一个小黑板，上面用粉红色的粉笔写了“老年歌仔戏团”，下面是黄色的粉笔写的，戏目名称，大致是什么什么鸳鸯，太远了，看不清。终究又是百姓喜好的喜剧了，命定的婚姻如何遭到阴差阳错，最终又如何有情人终成眷属。我遥远地看着，那些老而臃肿的妇人在这个凉爽的夏日披着五颜六色的戏服，对着镜子熟练地勾脸。
红色，她们的脸是红色的感觉，又粗又黑的眼线，是对于“遥远”的一次克服，人们站在很远，就能看到她们的脸；而她们自己，隔着化妆，就能看到遥远的青春，那是红色的活力，是存在物，可以描摹。
那些老妇人都精神抖擞。在我看来，我比起她们来要虚弱得多。
提包非常轻，我提着它，看着她们，上了刚刚抵达的摆渡船。人们的行囊都不多，我甚至看到几个牌子，时髦的ELLE和CD，它们变成简单的符号，出现在黑色和棕色的女式背包上，唤出一种特别真实的气息。有了流行元素的加入，任何地方都会显得真实。哪怕那元素经过千万次转述早已面目全非。
这是一次上下摇动的催眠。我给自己一些暗示，看着一样的天、一样的水，想着第一次来岛上的自己。使用回忆，并且从记忆库里调出那个自己的言行、笑容。笑容很重要，它必须出现在和小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能惊讶，不管看到了什么；不能迟疑，也不能过头热情。
水银一般的海，吞吃了一切车辆的喧嚣，我不认为那是距离的关系，仅仅是，因为有海。
人们下船后呈三个方向走去。那分别是向山顶、向后山以及向堤岸市场的方向。这真的变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规划不错的小区。除了城市里随处可见的车辆，别的一应俱全。我猜想这里肯定也有了娱乐场所，为了夜生活的。因为在摆渡口，我已经看到了一家茶舍上写着KTV、BAR的字样。无论如何，一块还没有点亮的霓虹灯已经能够给出足够的信息，哪怕在它的下面，正是老太太们粉墨登场的地点。
也就是说，现在住在这里，非但不太落后，而且很逍遥了。我这么想。也许这应该成为我和小姨交谈的引子。环境和人的状态，甚至未来的改变密切相关。
我下意识地往上走。石板铺的小路已经改成了水泥地，阶梯旁边还有供推车用的平滑斜坡。在那些斜坡旁边，出现了有颜色的屋顶，尖顶的、平平的，房屋不再只是一个栖息之地，同样也是显示财富和地位的重要标志。真是万分熟悉，这种表达方式。我有意识地去找那个院子，告诉我关于阿贵的重要性的那个人家，有一个大树，下面有竹椅和石头桌子。他们给我沏茶，并告诉我岛上说普通话的人不多。那家人的家已经模糊了，我停在山脚下，不敢确定那间老气横秋的房子是他们的，还是那间有二层楼房的是。有一些人正从我身边经过。她们说着南方味道浓郁的普通话，她们一起走向那间二层楼的房子，我怀疑那是她们租的房屋。我让她们走过我。她们没有回来头看我，像对待一个十字路口的陌生人。我有点儿失望。说不清为什么。
我转过身，往山下走。朝着大海走。那里水波粼粼，人头攒动。沿着堤坝，左边是卖蔬菜和鱼，只有一个摊位上有卖肉；右边是买生活小商品。鱼腥和清香交杂在空气的咸味中，收音机里的“心太软”和夸张的叫价一起合唱。拖把的样式都和北京随便哪个小商品集贸市场里的一样。我看到有卖花布的。这很好看。我走过去，看看那些大朵的花，花已经印到布上，等着悬挂、等着裁剪。花可以有任何颜色的背景。卖花布的是一个男人，他用普通话招呼我。他说，这布做睡衣最好看了，又舒服。有几块布，真的很好看。花朵的散落有点藕断丝连的味道，背景上的细枝，柔曼极了，欲说还休的样子。
逛街的习惯就是看够了，扭头就走。没有需要的时候，看什么都是看看而已。
我已经走了两个方向了。两个方向都没有觉得陌生。所有的人都没有排斥我。这开始有点让我不安。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还有第三个选择的。后山方向，那里以前是一条含蓄蜿蜒的海岸线，是一个小小的沙滩。小姨应该就是在那里看到大黑鸟的尸体。我也是在那里，成为小姨镜头里的虚影。那是一个安静得只有海水声的地方。我已经没有飘来飘去的头发需要用手指挑开。
《二十五岁》第五章9（2）
现在，我的视野无比开阔，无比清楚，再也没有什么挡在眼前。
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