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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那人也许不知爱玲是多么情意深重的人。对胡兰成如是，对赖雅更是如是。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在《红玫瑰和白玫瑰》里如是说。后来我却发现，缔造这段名言的主——爱玲亦是这样的姻缘。与振保不同，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都是她用自己心血浇灌的，俯仰无愧的壮丽。
清酒一盏，月色昏沉。你我素手纤纤，且把那只红玫瑰来赏。你看他，娇艳欲滴，如花解语。“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这是他的话，一如既往让人惊艳，如他本身艳如红玫瑰，情场上纵横，寂寞得不见对手。
这个人，从相逢的那一刻起，注定成了她心口的朱砂痣。谁叫她恋他儒雅端然，谁叫她恋他博学敏思，谁叫她恋他趣而多闻，恋他“君子如响”。
她爱上他是一种激情的喷发，无可逃避。暗沉晦涩，少女时代的情感累积如洪，他的到来令闸门打开，情感之流一泻千里。
他是上海艳阳，温暖爱玲的心底暗伤，照得她如生如死。她在上海的街道，弄堂里，翩然起舞，变成了一个天真快乐的女子。真是爱了，无论长久，至少给她带了快乐。爱情的丰盛，有些人一辈子也无法体验，他们只是暮暮地爱，暮暮地凋谢。而她毕竟因他盛放过。
所以爱玲不怨不恨。她知道他是自己独一无二的红玫瑰。
因着《今生今世》的缘故，我对胡兰成的印象要比对赖雅深得多，且不论胡的人品如何，至少他在才情博学上，是与爱玲相当的。对于赖雅，我却知之甚少。想必也有他们的情分。
而现在，我只是在想：赖雅能够懂爱玲么？即使懂，又懂多少？两个人可会在灯下紧挨着，细语喁喁？可会谈“红楼”论“诗经”，可有如同弃了尸身的惊动？可会在一起看印度壁画及日本浮世绘？
这样的娇音谑语，她给了她的红玫瑰，还能再给别人吗？那个人再好，亦只是俗世相携相扶，蹒跚到老，再不能神交意会，照胆照心了。
赖雅更像她的白玫瑰，色彩淡得只能用生命的余光去描摹，不能轻不能重，笔笔是慎重。
红玫瑰的花期已过，就要渐渐接受平淡，接受床前那一抹明月光。十年生死两茫茫。后来胡兰成虽写信去撩她，有重修旧好的心思，爱玲却有季布一诺的果决和伯牙摔琴的洁烈。两个人断无重续前缘的可能另外。
我恍惚听见爱玲说：我的生命里有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红玫瑰，一个是我的白玫瑰。这两个人我都不负。“生死契阔，与子成说”，这样苍凉的誓言，壮烈的诗句，我是尽力去完成了——用我的人生。
我相信，她是真的倾尽全力了。
俗世的幸福
亦舒写《胡兰成的下作》一文，看来是动了真气。先是将胡兰成狠狠贬损一番，甚至骂出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这样的话来。
然后，又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管爱玲本人的心思怎样，勿理她是不是当时年少无知，反正如果她选的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决不会有今天这种事。”又说：“说的真是实话，此刻只觉得爱玲文章写得再好，心地再宽清磊落，她的幸福也决不是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
我一直用一种热烈的情感面对爱玲，爱她的人，爱与她相关的人。这种情感浓烈到不自知程度，也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想推翻一些东西，却又不忍心。
沿着亦舒的问题下去，我就在想，爱玲是否真的有过传统的幸福，或者俗世的幸福呢？卑微、麻木、算计、背叛，几乎是俗世的全部主题。爱玲将世界的底牌揭开了，看到底色是荒凉的，甚至没有着上一点光明的色彩。“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她对于尘世琐碎津津乐道，用的是冷眼旁光。
如此心境如何能容得下俗世的幸福呢！而真正的幸福也是俗世所不能获得的。真正的幸福，在我看来，应该是海洋般平静而澄明的。
而且，高大而清瘦的爱玲，很难让人将她与柔情蜜意、卿卿我我联系在一起，更难将她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
我也曾想，如果不是胡兰成，第一个拥有爱玲的，该是谁呢？一个原子物理学家？我对那个时代以为般配的人梳理了一番，实在想不出来。想来想去，只有他了。
至于赖雅，那个爱玲三十六岁遇到的美国人，一个热情、体弱多病的老人。究竟给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她如何评价自己这段感情的呢？不得而知。从她一贯的做派来看，也许不是为了钱。她在美国、台湾、香港之间奔波，居然是为了给他治病。这样的事情，她似乎很少深思熟虑，就草率决定了。当一切都已成定局，只能接受了。
她虽然关注种种细节，在她的小说人物中，有许多精明的角色，而自己的生活却难有一次精明的安排，都是草草而成。散漫，缺乏节奏，甚至有些不符合逻辑，难以用一个完整故事情节来描述。这给我清晰的表达增添了许多难度。或者正是这样，人们才有更多的、超出其作品以外的好奇心。
这样俗世姻缘带给她什么呢？如果说是传奇的话，也是因为爱玲的传奇。像她那样的才情，永远是一个传奇，而无论胡兰成，还是赖雅，都无法改变的。再世俗的婚姻也都会成为传奇。
因此，大可不必要牵强附会，将她的情感生活有过多的渲染，无论与胡兰成，还是与赖雅，都不是多么辉煌灿烂的个性之举；都不构成一生的荣耀或污点。因为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
夏志清先生曾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与爱玲关系不深的人，会保留在她的《对照记》相本里；而她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却都付与阙如，原因大概如此。
这是我的猜度。
大隐大恕
看完戴文采写的《我的邻居张爱玲》之后，可气又可笑。
这是一个十多年前的追星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十月，性质上也能算一个具有狗仔队性质的追踪事件。戴小姐并不算得职业的记者，却有现时狗仔队人的执着风采。她想办法住到爱玲的隔壁，寻芳未至，后来，又用一条长竿子勾住爱玲的垃圾袋，在房间里细细研究。
我真是服了她，想起去翻爱玲的垃圾，还亏她写得密密条条，把垃圾报道拿出来找人发表。原先委托她的报纸自有考量，压下她的稿件，认为现在不是发表的时机，等张爱玲百年之后拿出来更引起轰动。戴小姐不甘寂寞，于是又投至别的报纸。她甚至认定该报一定会用她的稿，已经开始算计报酬了。不料该报编辑季季很有职业操守，起码她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同样拒绝了她。
这篇稿子后来如何见诸报端，我不清楚，真亏她写得细，不然我们真不知道爱玲爱吃什么，用什么，该多遗憾！虽然窥测别人隐私是人的一种天性。可也要郎有情妹有意才行，这样引爱玲不悦，打破她生活的寂静真是不该。又何苦去打破爱玲隐居的神话呢？
于是爱玲立刻搬走了！且是悄悄的。
爱玲的反映让我想起一个典故。《左传》上载：昔日晋文公曾与楚王有约，如若一日两国交战，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爱玲的反映正是退避三舍，但晋文公是为迷惑楚军，一举破敌。爱玲却是真的敬谢不敏，干干净净地退避三舍，她接到庄正信的电话，即刻在林式同的帮助下离开，静得连“猎人”戴小姐也没有发现她转移的痕迹。
戴文采的行为，按照美国的法律是可以被起诉的。爱玲或许深有不悦，因她一向抗拒陌生人的入侵，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但她却什么也没做。与其说爱玲宽容，不如称赞她高傲。她是不屑与戴小姐这样的一类人缠夹不清。
东方朔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朝，大隐隐于市”之语，爱玲晚年居于市井，又四处奔波，堂堂千金小姐落魄如斯，在别人看来是苦，在她则是毫不介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老了的爱玲，心真是静如山岳，悠然有古代贤者乘风归去的隐逸之风了。
但爱玲绝非“生人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