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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常言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爱玲偏偏是你富贵我不沾你，你受难我亦不怕去看你，可见其仁侠重情。
患难不相忘，亦不避嫌弃，那真是无可言说的知己之恩。彼时柯灵虽没有明言，但用文言复信可见其慎重。名士之风悠然可见，其感激之情，也不可言喻。
我读《今生今世》，胡兰成也写到这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
事情并不希奇。只是读了柯灵的文章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年救他的就是爱玲。原来她只是兀自做了，完全没有张扬。时隔四十年才知救命之人，柯灵于是“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古人遭难蒙人搭救只是一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柯灵想必也是这样的感觉。
施恩不望报正是中国的侠义。爱玲是侠女。
她是天生的贵族，亦是真正的贵族。红尘冷漠湮灭不了她温热善良的心，世间曾有爱玲，是我们的幸！
她本就是妙玉。虽然到头来仍是“红尘肮脏违心愿”，到底没有“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的慨叹。
爱玲比之妙玉是幸运的，因她活在我们的时代。
到底是女子
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写得恢弘大气。
她说：“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的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写得情致缠绵。
她说：“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服时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金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要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忘却了忧愁。”写得黯淡幽怨。
我自从看了一幅爱玲储衣室的照片，满满当当的华服，现在看来都不过时，深为惊讶羡慕。读到有段时间爱玲每天提着个小菜篮自己去买菜，我也不觉得她是清苦的，那苏丽珍不也是天天拿着保温桶去买云吞吗？清贫散淡有时也是一种情调。
娴静优雅的爱玲会在阳光浓烈的日子里，摆弄拾掇着自己的旗袍、前清夹袄和日本花布。阳光那样细碎地洒在她脸上。她微眯着眼，笑着，浅浅满足地笑着。树上的叶子闪着金翠的光，她看了一会儿，幽幽地叹息着。
旗袍是她的至爱，直到去世，她依旧穿着一件赭红色的旗袍。也是这件赭红色的旗袍使她的辞世显得不那么凄凉——这个女人自始至终是亮烈的。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女人能像她一般爱恋着旗袍华服。这样的知根知底，一不小心，成了病态。
爱玲说：“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靠这些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注意？”类似这样的话她也曾经对弟弟说过：“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些话半真半假，我便只认做她内心天真的表证，但对这句话本身的观点，我却不大苟同。
一个没有个性的女人，任凭怎样招摇都是不智的，越招摇，越显得自己的俗陋。女人可以没有姿色，却不能没有个性。譬如爱玲，也许称不上绝代佳人，却自有一番味道。
“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这样华丽颓唐的劲头，不是特别的女子怎么当的起？怎能穿着，举手抬足渗地出味道？这个奇装炫人的女子，如同她的文字一样，的确给当时的上海增添了一抹艳异的色彩。
在《更衣记》，爱玲说：中国男人的生活比女人自由得多，但衣服恰恰相反，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像爱玲这样不善言谈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能够看到自己的人生。
财迷的担当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
这是爱玲对生活现实的态度。所以，她会因稿费与杂志编辑起争执，她会与车夫讨价还价。如胡兰成所说：“她处事亦有她的条理，亦且不受欺侮。”又说：“爱玲每用钱，都是一种理直气壮，是慷慨是节俭，皆不夹杂丝毫夸张。”
我友离离也是一个满身尘埃，亦抹不去爽利的女子，爱钱爱物，世俗的真，天真的可爱。与她言笑，时常模糊地想起一个人。近日复读张爱玲，才蓦然悟醒，那个自己一直想不清朗的人就是爱铃。二人的脾性颇有相近相通之处，一般是大家闺秀，一般的独立刚烈，一般的“一钱如命”。
爱玲从不讳言自己是个“财迷”。有许多关于钱精辟的言论。譬如，“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又有：“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生活中的爱玲也常常喜欢以自食其力的市民自诩，而这小市民是真可爱，叫人忍不住欢喜。她内心光照万物，对人世有华丽的期望。所以爱恋世俗生活享受。但在人生关节路口，该当决断的时候，她又能断然舍弃。钱，对爱玲而言从来不是关系根本，不可牵动她的心意。
好像一九三七年的那个冬夜，爱玲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到大街上。街灯下只看见街道一片寒灰，寂寂的冷，被禁闭已久的她终于再次站在外面的天空下。她断然地离开富裕的父亲，投奔经济拮据的母亲。
在这之前，何干给她带来母亲的消息。母亲让她想清楚：“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跟你父亲将来张家的家产还有你一份！要你自己想清楚，将来不能后悔！”
虽然张佩纶在世时张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爱玲的父亲又败了不少，可毕竟是曾经的世家望族，和贾府一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年李鸿章送给女儿的嫁妆就蔚为可观，加上张家祖先留下的产业，底子还是有一些，至少表面上仍旧能维持住旧日的生活气派。
爱玲思考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出走。
和姑姑住在一起时，也常常遭遇生活的窘境。曾经有一个阶段，姑姑被洋行裁了员，爱玲继续在读书。母亲在新加坡，生死下落不明，父亲那边的一切早就与她无关了。生逢乱世，又在打仗，谁也顾不到她，谁也怪不了谁。
爱玲趴在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上，听电车回家叮铃铃的声音和街道上喧哗的人声。世声喧杂，旁人一眼滑过的东西，她总能看出妙处来。以往，六楼的高度无形中让她得以用俯瞰的姿态面对生活，现在她却不得不面对金钱。
迫于生计，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这个发现让我有小小的窃喜，她也如我一般，并非怀揣着文学梦才一路杀奔到这块田地里来的。她需要忧心柴米油盐和房租的费用——当时住的爱丁顿公寓，房租算是很高的。姑姑又不和她客气，老老实实各付一半，锱铢必较。她打碎块玻璃，任是财务危机也得赶紧配上……
爱玲谈钱总不俗，却自有一种平实喜乐，隐隐期盼，如她期许的安定人世。钱能让爱玲看清人生华丽深邃的真象，哀伤深重，亦可叫她享受更多生之愉悦，欢喜明亮。这样才是真好！与现今那些阳春白雪清纯幼稚的文学女青年比，陷入寻常生活烦恼的爱玲看上去更真实亲切，更让我喜欢。
我也是俗人一个。由一个“视金钱为零食的”女孩，转变成了“视粪土为金钱”的财迷，大约也是因为伸手要钱卖东西总有看人脸色的惶惑，花起来也不痛快。间或大人心情不好，垂手侍立，声若蚊哼，丢来钱的同时丢来脸色，那种屈辱的感觉强烈地刺激了我的钱欲。
我母亲对此十分不解，按说我小时候抓周，